田 立

  也算是“与国际接轨”，从未尝试过所谓 “压力测试”的中国银行业，紧跟欧美之后也要来测一下了。大致的内容是，测算一下一旦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后银行业所能承受的“压力”。虽然有关的细节以及决策层对测试结果的满意程度均未公布，但从媒体报道的“语气”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有关方面对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依据是：测试压力点分别是房价下降30%和60%，结果虽比较可怕（从专业的眼光看），但中国房价下降如此幅度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样的结论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业以及整个宏观经济就是安全的呢？

  对银行业实行压力测试，主要是为了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人们不会忘记，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始于房地产价格的崩盘，由此危及银行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演变成重创实体经济的大危机。从近20年来世界主要经济危机来看，银行业的意义非同一般，一旦银行业“扛不住”了，很快就会打击到整个实体经济，所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因此，经常性地对银行业来一下压力测试，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压力测试是否真能准确测算这种“后果的严重性”，从欧美开创类似测试开始，争论就从未停歇过。尤其对那些推导结论的条件，争议最大。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条件过于理想化了。回顾金融危机，危机前后的市场变化可谓“瞬息万变”，尤其是对可能结果的预测更是五花八门、差异巨大，以至于最终出现了“雪崩式”的崩盘，那段时间大家听得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结果比想像得更糟糕”。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我们能模拟当时的一些数据，可是能模拟出当时风云突变的市场预期和参与者心理吗？

  经济世界最令人困惑（也是最魅力无穷）的地方，就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经济学理论发展至今，却只关注于那些确定性条件下的结论，因而在研究危机一类不可知事件时，实在乏善可陈。尽管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也试着改变一些方法，比如加入不确定性因素等，但多半只停留在概念和概述层面，实质并没有多少改变。因为方法范式在那摆着呢，吾复何求？因此，凡在这个框架内开展的一切测试，都不可能模拟危机场景，最终的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当然也就不能不令人置疑了。

  比起欧美，中国的情况略微简单些，尤其是最近一系列测试中所围绕的房地产业，不像金融危机前的美国那样复杂，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以房地产为基础资产的衍生产品。这样，我们就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省心：一是房地产业对于银行业的影响仅限于房价波动，不涉及其他；二是房价真的崩盘，第一轮冲击波也仅限于银行业，不存在因衍生品的杠杆效应一下子就冲击到整个投资领域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测试结果就比欧美的准确了，因为即便只考虑房价这一项，其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1992年的日本和2006年的美国，当房价刚开始下滑时，有谁能想到居然会跌到后来那种程度？因此，我们现在所假设的一切下跌的确定性信息，都只能是一个技术上的数据，而非实际情况的底线。这次中国银行业的测试结果之所以让某些人乐观，原因之一就是设定的两个压力点（房价下跌30%或60%）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也认为这个概率很低，但却不敢说“不可能”，未来的事只有天知道。

  让这些人乐观的第二个原因，是对银行业的直接影响。据说，如果房价跌30%，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仅上升几个百分点，而当房价跌去60%时，这一数据才出现明显上升。在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两点认识：不良资产的上升比率似乎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大，出现问题后国家肯定有办法解决。前者不必多说了，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整个银行业的贷款基数太大，即使很小比率的不良资产也将酿成“大祸”；而后者则隐晦许多，由于房地产贷款的绝大部分来自国有商行，如果真的出现房价大跌，直接冲击商业银行，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剥离不良资产以及直接注入资金救助呢？听上去这是个很简单的办法，但危害巨大。

  首先，国有商行已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从其所有者构成角度看，已不再是单纯国有，而是更多所有者的资产，而政府注资，无疑是用全体公民利益补充少数人利益，并将银行业的危机推向整个经济社会。其次，国家注资，钱从何来？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开动印钞机器。再次，不良资产如何处置？这与过去半财政式的银行模式可不一样了，过去可以核销或者剥离，现在剥离出去，账记在谁头上呢？所以说，所谓国家出手救助的想像，其实不能成立。

  实际上还有一点比这些可能都重要：测试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银行抗风险能力很强，还是经济体系安全系数很高？其实都不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真正的抗风险能力来自于风险对冲，而这最起码要求我们要有个完善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和利率市场化的定价体系，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而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真正的安全不是有了病能“扛”到什么程度，而是如何不得病。从这个意义上讲，压力测试绝不是安全测试，结果再好也不意味着安全系数越高。这一点，是我们审视压力测试结果时必须有的清醒认识。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