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

  最早系统性研究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相关性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在英国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他在1958年发表的《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中，根据将近100年的数据，验证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两者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萨缪尔森用美国的数据，验证了菲利普斯原理，提出了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两者呈现的反向对应变动关系，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当物价上涨时，失业率下降，而物价下降时，失业率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1962年则提出，在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尽管三种说法稍有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就是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相关关系。

  而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的关系。

  但这种规律只存在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之后，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发生了“滞胀”，即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但通胀却非常严重，这与菲利普斯原理相抵触。1992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旺盛，失业率走低，但物价指数却基本稳固在低水平，也与菲利普斯曲线相抵触。历史上菲利普斯曲线的区别有效和无效的情况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有效实际上是有限定条件。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1968年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在长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存在替代关系，替代关系只存在于短时期内。他强调，试图通过控制名义变量去盯住实际变量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货币中性理论。

  然而，如同凯恩斯理论尽管后患很大但是很多政府热衷于反复刺激经济一样，当前不少的经济体管理当局仍笃信失业率与通胀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政策上为了追求低失业率而乐见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容忍恶性通货膨胀。美联储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就在于试图缓解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伯南克和美联储的政策辩解基点就是，美国经济存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美国通货膨胀的风险尚没有显现，所以才不惜以未来通货膨胀的代价来换取失业率的下降。不过，最近几个月，美国物价指数连续微幅走高，但失业率却在9.6%的位置上几乎不动。因此，菲利普斯曲线效应不灵验了。

  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内部，尽管在危机后靠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带来的国际贸易的反弹产生了比较快的GDP增长率，但是货币的发行远远超过了GDP增速，产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即使继续秉承宁要通货膨胀、不要失业率的思路，失业率也不见什么改善，菲利普斯曲线在新兴经济体也失灵了。

  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不再灵验了？现在又该如何决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政策的匹配问题呢？

  过去菲利普斯曲线灵验的基础在于，那是有效需求和物质财富皆不足，消费和生产效率都不充分的时代，因此通过通货膨胀政策，可以激发投资和流通，激发经济真正的成长，并促使就业提高而失业率下降。但是，经过几十年科技大发展，以及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人类科技的普及和生产效率的大提高，世界进入了靠信贷支持的过度消费、过度生产的时代，泡沫渗透到了一切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已经建立在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的基础之上，在泡沫破灭以后，通过大量投放货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最多只能制造新泡沫，却无法产生有效、真实的需求，经济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增长，失业率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明显下降。何况从长期来说，货币政策的效用本来就是中性的，通货膨胀政策对于失业率是无效的。

  既然菲利普斯曲线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并且现在也没有了通过短期刺激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率问题的基础，那么全球各经济体势必要将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当成二个独立的问题来解决。这就要求，必须立即消除通货膨胀，立即通过其他手段来降低失业率。

  这就意味着，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必须放弃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把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萌芽消灭；同时，通过解决其福利较高或者是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以增强其制造业的竞争力，以及给予普通民众增加实实在在的消费能力。而对于全球新兴经济体，消除通货膨胀更是第一位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实质负利率的问题，以遏制资金从银行流出炒作资产价格。其次，严格限制货币投放。其中又分为两个方面，即严格削减内生性货币投放和外生性货币投放。前者要求把M2增长率迅速降下来，使其与GDP和国民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缩小，后者要求限制热钱的进入和控制甚至消减外汇储备与出口顺差的积累，以缩减基础性的货币投放，并且可以通过本币的升值来降低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而对于失业问题，则可以通过总体和总量上减税，以及改革分配机制以让普通人群的收入快速增长的方式，来启动内需市场进而提高就业率。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香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