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康

  从一个以毕业论文在国内首次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理论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上海交大研究生；到以财务报表等多角度剖析上市公司的财经记者及编辑；再到创立国内独立研究机构的证券研究所所长，以及现今就任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20年历史进程。

  1991年的沪深证券市场，上海8只股票、深圳6只股票，是标准的袖珍市场。但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马科威茨与夏普的组合风险CAPM模型加以论证，深市六只股票的市场走势，居然严格按照组合分析的模型运行，以数学运算推算，在理论上选择合适的风险或投资组合，其系统风险将趋于0。我据此撰写的硕士论文，成为建国后首篇运用国外成熟市场分析理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文章。

  1992年的沪深股市，是纯粹的消息市。那时证券类报纸很值钱，技术分析充斥市场而基本面分析无人关注。深圳《投资者》杂志独辟蹊径地开办了财务报表点评栏目，以公司分析中的财务报表分析为切入点，直击热点上市公司财务要害，我当时任杂志助理总编辑和该栏主笔，开始尝试用财务报表来系统分析上市公司。

  那时候，是市场发展与市场规范激烈碰撞的时期。对中国证券研究业来说，我以为，1996年是从揣测式的定性股评向基本面研究以及定量科学分析过渡的关键一年。依附于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独立或半独立的研究所、事业型证券研究机构、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等，开始不同程度地在宏观经济研究、行业（产业）研究、上市公司研究、二级市场研究上加大力度，少数开始涉入金融工具研究乃至拓展到了整个资本市场研究领域，财务顾问模式的研究开始个别崭露头角，但综合型券商研究模式仍是证券市场研究的主要模式。当时我主持的金信证券研究所也在1996年至2005年间经历了券商研究部门、半独立研究所、独立证券研究机构的发展过程。从提出“三年看长虹、五年看海尔”、“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业”到“长看基本、中看政策、短看技术”等论断；从作为首家独立财务顾问创造资产重组经典的“钢运模式”，到多家上市公司咨询服务乃至《资本市场实务运作指引》的出版；从研究对内服务和对外服务的调和，到以专题研究一举拿下业内所有最高奖项，金信证券研究所伴随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而走过的研究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那段时期中国证券研究业的一个缩影。

  2005年的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第二次革命”：股权分置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定性，在于此次改革究其本质，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模糊界定的产权进行法律上初始界定的过程，是使流通股股东所有权的强制二次分离在公司治理下回归一次分离的过程。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使产权中支配权的一种——流通权得以完整实现，而超强的控制权功能得以弱化，流通股股东通过接受“对价”实现了对控制权的潜在的可能掌控与财产的增加。

  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创业板、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相继推出，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完善制度建设的三大举措。如果说创业板的启动改变了资本市场供应类型；融资融券的试点改变了资本市场需求模式；股指期货的推出则改变了资本市场交易方式，并间接影响资本市场供需关系。虽然目前的金融期货产品还很单一，但股指期货本身所引入的卖空和套利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市场的定价偏差，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全体参与者在交易工具上实现了与国际投资者的全面接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股指期货完全可以称为继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三次革命。

  那么，在中国证券市场下一个2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我们期待什么？我想到的是，发行体制的全面变革，证券市场参与主体所有制区别意义的降低乃至回归证券市场的真正平等……中国证券市场的变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一样，既需要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也期待着摆脱“路径依赖”后的深层次变革。

  （作者系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