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电话说起
⊙黄湘源
10年前,我与民营资本中的一位“白衣骑士”有过一次神秘的约会。这次约会本身虽然无果而终,却促成了我与民营资本股权之争课题研究的不解之缘。
确切的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我写的一篇题为“监事会监的什么事”的评论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个神秘电话。北京一位同我比较相熟的编辑说,有位让我意想不到的人想约我一见,让我立即乘当天航班从深圳赶到北京。
原来,这位急于与我谋面的神秘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为之仗义执言的那位主人公,刚刚入主上市公司四砂股份却一直无法让他的经理班子进入公司办公楼的北京宁馨儿公司董事长周先生。
北京宁馨儿通过承债有偿受让第一大股东通辽艾史迪集团逾八成股权的方式而成了四砂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宁馨儿在偿付了部分债金的同时,一直在试图通过董事会和经理班子的改组实际接管公司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新任总经理被数百职工围堵在公司办公楼门口不说,公司监事会更是抓住大股东所欠付的债款不放,义正词严地发表同新董事会针锋相对的声明。在闪烁的言辞之间,形退而实不退的原国有大股东和新进民营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隐约可见。
我在上述评论文章中说,“四砂股份董事会在敦促大股东归还公司欠款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反潮流的勇气。充分证明了监事会在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方面确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过,“四砂股份恰好刚刚进行了重大的资产重组。作为此次重组中取得了公司控制权的主导方,要求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真正获得实际控制权,也是无可争辩的”。也许是这番话让困境之中的周先生顿生知音之感,在北京的一家星级酒店,他握住我的手一迭声地表示感谢。不过,接下来的事却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邀我到北京并不是为了进一步听听独立第三方对四砂股份排忧解难的客观意见,而是想雇我当枪手,利用我在股市中的知名度以及与证券媒体比较熟悉的关系,发动一场压倒不同意见方的舆论攻势,以彻底扫除其入主四砂股份道路上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
周先生的小算盘当时就让我产生了反感。周先生愿意花钱雇枪手,可为什么却不愿意爽爽快快地兑现对上市公司的承债还款承诺?更何况,据我在北京的这有限的一夜时间所了解,他所搬到北京的四砂股份的部分成员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有一位离乡背井的经理,长期得不到他所投靠的这位新老板所承诺的工资,不但需要为往日的众叛亲离而苦恼,而且,更需要苦恼的或许是今后更加渺茫无望的前途。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婉言拒绝。
虽然我常常对民营资本在入主原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时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深表同情,不过,在我看来,借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想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目的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宁馨儿也像其前任通辽艾史迪那样只顾自己套现牟利,而不顾被控股上市公司的死活,甚至不惜侵犯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是不可取的。
次日早晨,在首都机场候机室,我在与前来送行的周先生助手告别时,还是有礼貌地表示了对是否公开披露宁馨儿对四砂股份的还款进程和后续计划,以及是否有可能选择和解等敏感问题的关注。欣慰的是,不久,宁馨儿就陆续发表了几份致四砂股份董事会和中小股东的公开信。论战并没有发生。但宁馨儿最终还是将所持有的四砂股份全部转让给当地的一家创投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四砂股份从此变身为现在的鲁信高新。
是的,某些民营资本的当家人在还没有跳出历史性的思想局限的情况下,不免在很多场合容易表现出自私、小气、多疑、独断专行等性格缺陷,但是,他们向资本市场谋求更大发展的努力,显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己之私的利益之争。为什么我们的市场体制可以容忍本质上离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交易相去甚远的权贵MBO或其他类似的行政指令性重组,却常常不能善待民营资本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努力,更容不得他们在改造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所谓的野心?我想,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原因的。
(作者系知名市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