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我任课的总裁班上，看我强调“静生智，定生慧”，一位在日本丰田公司工作了17年的学员赵淑清，坐不住了。她眼里泛着泪光说，日本商界流传说，中国经济有“形”，但是中国公司却没有“神”；中国市场广大，但中国企业家缺乏静定和良知。听了我讲的几个强势企业家的故事，她有了一份信心。眼下，面临国家经济急速转型的困境，一种“企业家精神溃败”的调调也开始泛起。其实，中国企业界有许多巨匠企业家，他们发心很淳朴，静定而生慧。

  那天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聊天。我问他，看你这么风光，好像没有什么烦心事。他说我也有。我问，能说说从生下来到现在你最痛苦的一件事吗？如果涉及隐私不说也行，我关心你从这件事中收获了什么。

  金志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他一出生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出生在别人家的大门洞里。他家穷，没有房子，四处流浪。两岁，他有了妹妹，三岁，又有了弟弟。四岁时，他就开始干活了。也就在那年，他发了一个宏愿：这个家庭的命运要由我来改变。四岁就要发这样的宏愿，够痛苦的。这份痛苦，也让他从小就立下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志向。怀揣这份志向，他踏上社会，进了国企青啤。之前一直没有好机会。后来，青啤收购西安汉斯啤酒，两年亏损没有办法。这时候，金志国就要求去挑担子。他提出的条件有足够竞争力：三年不要工资，三年不回家。半年之内，他一手拿着肉夹馍，一手拿着矿泉水，走遍了190多个县。把一个个终端、渠道搞利落了，最终，汉斯啤酒的效益也上来了。一个在别人家大门洞里长大的人，一旦逮着机会便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去实现目标。别人看着苦和难，对他来说却是充盈着美和力量。

  海底捞如今已成众多商学院关注的案例。我跟海底捞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张勇聊天时问他，现在谁都说海底捞很好，您这个当家人认为海底捞的短板在哪儿？他想了想说，短板我还是感觉到员工有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干吗。我不要求他们忠于我的价值，也不要求大家忠于公司的价值，但我期待他们忠于自己的价值。用双手改变命运，是海底捞的核心价值观。为使这个价值观不至于落空，海底捞不从外面招聘一个高管。小学生、高中生都能做高管。所有员工都住单位宿舍，不住地下室，老员工在家乡的小孩都可建子弟学校等等。海底捞人人都是管理者，开了一代先风。

  懂管理的人都知道，张勇在构建海底捞的场域上，花了多少心血和金钱。现在，他考虑的不是公司要如何快速扩张上市，而是唤醒每个员工的生命意识，弄清楚这辈子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张勇又把做企业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新东方上市后飞速发展，创始人俞敏洪却陷入深深的困惑：公司上市后，大家在一瞬间从对内关注转向了对外的焦虑，从关心学生感受转向了关注股市动态，从关注教学质量转变为关心数据增长；新东方常常说要为学生终生成长服务，现在却把眼睛紧盯着学生的钱袋；新东方常常说要点燃学生的梦想和理想，让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却每天在失去理想的庸碌之中生存挣扎……

  困惑中的俞敏洪连问了自己和团队五个为什么：新东方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挣钱吗？肯定不是；是为了股东吗？肯定不是；是为了老板吗？肯定不是；是为了名利吗？肯定不是。那么新东方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领悟到公司和自己的生命价值后，俞敏洪一下子抓住了根本：新东方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少年有理想、有追求、有崇高的生命目标，有对未来的无穷期待！

  首创置业的创始人刘晓光，也有着不一样的体悟。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轻松的笑容多了，随和了，思想却也更深入了。刘晓光对机会特别敏感。他说，“过去我们是闭关锁国，没有看到风景。今天我们看到了。没有时间再等待和犹豫，从现在开始建设和思考，可能是我们赶上历史浪潮的前所未有的机会，谁耽误这个机会，谁就是这块土地的历史罪人”。不能成为“这块土地的历史罪人”，这是刘晓光们生命意识觉醒的呈现。

  刘晓光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亨利·福特。福特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存体系并不能鼓励最佳服务，而是鼓励每种浪费。长久的企业实践，使福特比那些公务员更深刻地理解市场体制，更知道哪里对，哪里错，因此他要站出来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他说：“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两者作为仆人被人们需要，就像水和米一样不可或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主人，自然法则就遭到破坏”。

  今天，也正是这样的强势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建设合理的市场体制运作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在更主动地发挥着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