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在资本流动上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直接投资上，尤其在近年间，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阻力有明显加大趋势。美国如何以更为开放、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两国投资关系的重中之重。不能只是中国一味地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也要切实减少审查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开放直接投资领域，并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准入。

  李众敏

  相对于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显得微不足道。笔者以为，美国如何以更为开放、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两国投资关系的重中之重。

  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两端，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动与资本流动对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深刻影响。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或中国对美国投资），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战略功能没有得到发挥。从宏观意义上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勤俭”的结果，是中国国民通过减少当前的消费积累起来的一笔财富。为了使这笔财富对中国未来的国民福利起到最大的作用，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这笔财富能有足够高的收益率，可以通过购买战略资产以确保未来的高质量生活。而目前这种流动模式无法满足这两个最基本条件。由于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使得外汇资产的收益率过低。同时，为了提高中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中国必须投资于一些战略资本品（如能源、资源、技术、品牌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用“一无所获”来形容也不为过。

  因此，笔者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在资本流动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直接投资上。美国无疑是全球范围内在直接投资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接受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到全球流量的11.7%和17.6%。但是，相对于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显得微不足道。2009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9.1亿美元和33.4亿美元，只占到美国直接投资流入的0.7%和0.1%。

  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外资政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多为战略型投资，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投资保障机制。

  美国的外资政策审批体系决定了美国的外资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或者是美国在历史上的“盟国”，对这些投资，审批比较容易。但对于中国的投资，则容易受到媒体和政界的影响，审批难度明显加大。最近，对中国投资的阻力有明显加大趋势，在中海油、鞍钢投资美国遇到阻力时，往往会认为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身份。但从去年开始，美国政府显然加大了对华为的审查，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受到如此待遇，让人格外担心。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以战略型投资为主，投资对象主要以资源、能源、技术、品牌等，在美国市场上尤其如此。在消费品市场上，由于中国产品在质量、售后服务、品牌认同等方面仍然有很大差距，加上在与美国批发商谈判时处于绝对劣势，所以中国消费品制造厂家对投资美国“望而却步”。对金融业，两国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去甚远，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投资美国的过程中，也会三思而行。所以，中国企业在投资美国过程中，大多数愿意选择资源、能源行业，或者是那些能获得技术或品牌的制造业，可恰是这类投资，容易触动美国国会和白宫的敏感神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迅速发展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如何促进对外投资、保障对外投资健康发展上还缺乏经验，更没有形成相关的体制、机制。从政府层面来看，受资本管制的影响，对外投资仍然属严格审批范围，虽然2009年后有不断放松趋势，但整体上还没有改观。从中央政府到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投资保障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还没有很好的磋商和救济机制。从企业层面看，由于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巨大差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是个不断交学费的过程。对于如何应对国会、行业协会、媒体、工会，中国企业也缺乏经验，所以经常“小事化大”。

  尽管遇到比较大的阻力，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需要来看，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仍然非常重要：

  首先，北美能源企业开放程度较高。虽然全球的能源供给在中东地区，但在全球能源企业并购市场上，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北美市场非常活跃。相对而言，并购一个北美的能源企业，要比投资一个中东的石油项目风险更小、成效更显著。

  其次，美国的部分产业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包括我国已经引进的核电项目，以及航空航天产业、软件产业等，这些产业对于我国战略型新兴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最后，美国市场空间巨大，而且，美国还可以成为辐射北美、南美洲和非洲的重要基地，因此，对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美国还是打造全球知名品牌的最佳区域。

  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在中美之间确定一种“互惠互利”的资本流动机制。不能只是中国一味地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也要对中国开放直接投资领域，为中国的直接投资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准入。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还需改善双边资本流动机制，总的思路是美国应切实减少对中国直接投资审查的不确定性，哪些行业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开放，必须有明确政策。不能再把这一问题作为国会、媒体和行业巨头手中所谓的“牌”。哪些技术、行业对中国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开放，理应有详细规定。美国应对中国开放金融行业，不只是允许商业银行在美国境内开设分行，更要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等）进入美国的公司债券市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