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尽管CPI最终没有突破5%的大众心理底线，但此前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加之百姓的实际（量化）感受均超过了公布的数据。因此，通胀压力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大家关心的是，究竟怎样才能抑制CPI的凶猛涨势？

  过去我们常把通胀视为货币现象，认为是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可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至少中国的CPI与货币量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相关性。去年初，三位新西兰华裔学者的研究报告已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在本专栏引用了这个结果。想象的逻辑与实情不符，错的只能是我们的想象。

  也有人说通胀是生产力现象，是产出不能满足需求的结果（俗称“供不应求”）。对于这个理论，我是坚决支持的。由于通胀不是个简单的价格现象，而是经济体系运行出了问题，否则，通胀也就不值得我们担忧了。对此点，休谟早有论述，这里就不细说。问题是，中国的实际产能普遍过剩，而有效需求并没有超常增长，如何会形成供不应求的通胀局面呢？看来，眼下的实际情况比某个单一理论的逻辑框架要复杂得多。

  最近看到有学者撰文，说当前的通胀是中国经济长期的要素价格错位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劳动力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价格扭曲必然要求得到纠正；一旦劳动力要素价格得到纠正，生产成本就会随之上升，其溢出效应就必然传播到整个价格体系。

  对于这个观点，我首先是钦佩，不仅因为它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路径，更重要的是，超出了“通胀是货币现象”的束缚。但是，我对这个观点又深感困惑，因为如果这个框架成立，通胀就可能演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顺循环”。

  按照上述观点的逻辑，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就会导致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上涨（表象就是通胀）。如果整个过程到此结束，逻辑让人信服。可如果过程继续下去呢？会不会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全面上涨降低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于是劳动力要素不但要求名义价格上涨，还会要求相对价格（或实际价格）上涨，从而引发第二轮从成本上升到商品（及服务）价格体系的全面再次上升过程，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顺循环。

  顺循环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过程的无穷性，更在于其单调性，即要么一直上升，要么一直下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力价格的刚性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没有逆转的可能（最多只能收敛于某一数值），除非能找到一种打破循环的力量。很显然，实际生活中的通胀不是一个顺循环过程。所以说，这个理论逻辑也有问题。

  尽管如此，该观点的逻辑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那就是，只要我们能找到那个打破循环的力量，就能截住不断高企的CPI。可这力量究竟在哪儿呢？

  最近与通胀有关的另一个热议话题是CPI权重调整，尽管有关部门已解释，此次调整对CPI数据影响不大，但还是有人担心，调整后的权重体系可能会人为降低CPI数值。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还得从调整的内容来看。这次调整的最大变化是，食品类价格权重略有下降，而住房类权重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住房类权重中，房租比重比较大，因此也可以这样粗略地理解，新权重体系中房租权重取代了部分食品权重。

  对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说法不一。我的看法是，首先，用住房类权重取代部分食品类权重，更能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状态。由于食品的需求刚性，所以，不论经济运行好坏，食品价格上涨都会被消费者接受。如此就会造成“食品价格推动CPI并不能说明经济运行得不好”的现象，这就不利于决策者掌握经济运行状态、调整经济政策。但住房类价格却不是这样，经济“热”时，对劳动力需求就大，租房需求就会增加，由于当住房被用于“享有”效用时呈现的是商品属性，因此，租房需求增加必然导致房租上升。反之，当经济“冷”时，房租就会下降。这么一来，房租就与经济运行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食品类价格受到农产品价格影响很大，而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被炒作的现象层出不穷，如果食品类权重过大，那就意味着炒家不但可以炒作农产品价格，而且也可以炒作CPI。若真如此，CPI将出现混乱局面，且无法反映经济运行实情。与之相比，房租被炒作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因而住房类价格权重上调可以有效防止CPI的炒作。

  说到这儿，话题就得再次回到开头了，对于眼下的CPI高企，能否换一种思路截住它呢？那就是，有效打击农产品价格的市场炒作，防止因炒作造成的CPI继续上涨。如果真能收到预期效果，那么我们不但截住了CPI，同时也找到了CPI高涨的真正原因。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