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毋庸置疑，民众对今年“两会”的期待将不仅更具体，而且更为迫切。

  从温家宝总理日前第三次与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改善民生业已成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大国最重要、最迫切的命题。包括温总理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没有沉浸于中国经济规模攀上世界第二的喜悦，而是对尚处于低位徘徊的民众综合福利水平忧心忡忡，因而更加关注的是普通市场主体能否真正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不断积累的福利效应，也因此梳理出了政府在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施政要点和目标指引。

  细数今日中国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棘手难题，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就业难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价死结，乃至挥之难去的通胀魅影，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阶段性表达。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且矛盾高度集中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土地的稀缺性、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则是房地产定价机制的扭曲；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民众投资渠道以及政府财税收入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让房地产商身上流淌道德血液，需要政府早日建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同样离不开中央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更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破除既得利益者在房地产领域愈来愈大的改革阻力。换言之，当市场失灵之后，政府作为“守夜人”和公共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者，理应承担起秩序重建的重任。因为，即使是再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本身并不能绑架和抗拒政府的意志。

  既然今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诸多矛盾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阶段性表达，既然民众将提高民生福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那么政府理应也完全可以在求解经济难题、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过程中展现出更高层级的责任感和能力。无疑，这给过去30年里主要承担经济建设职能的各级各地政府提出了自身改革的命题。

  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7年这二十年中，当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或者投资主体尚未完成制度性转换时，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扮演着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是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国情的，而在大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在民间投资主体不仅有实力还更有意愿承担起经济和社会职能时，政府在本应竞争性的市场领域适时退出，不仅有必要而且显得日渐迫切。然而，过去十几年来，尽管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呼声不断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施政的第一偏好。实际上，这是扭曲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而漠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了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有序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仅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举，也是破除制约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瓶颈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改革。显然，各地在这方面的表现尚难尽如人意。

  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应该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我们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笔者估计，未来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或有可能保持在7%、6.5%和6%。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来看，能够保持这样水平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于此，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就成为各级各地政府亟须补课的重要环节。

  其次，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要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我们就不仅能够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现“中国模式”的生命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