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峰

  中国要实现“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在笔者看来，投资仍将是拉动经济的最快引擎，仍将促进市场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仍将是市场制度建设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转型并非要革投资驱动经济的命，真正要革的，是粗放低效的命；货币收缩也不是要压缩投资资金，投资今后仍将得到高储蓄率的有力支撑。

  一般认为，中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2003年以后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均在40%以上，2008年为44%，比1978年高出16个百分点，2009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48%。如此高的投资率能持续吗？投资率如果下来将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能否控制投资率缓慢下降？这些问题已受到广泛的关注。

  但关注抵不过行动。当危机来临，当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猛然跌落时，政府首先考虑的还是投资拉动。4万亿投资政策迅速出台，使投资率在2008年的高位更上一级台阶达到2009年的48%，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为95.2%，也就是说8.7%的增长率几乎是靠投资独木支撑的。

  但随着经济从危机中逐步恢复，国人对高投资的担忧重新浮现，证券投资界尤甚。目下，银行、石化、煤炭、钢铁、水泥这些周期行业的大蓝筹股票市盈率大都在历史低位，且在低位盘旋时间超过了一年半。投资界的担忧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经济转型，这意味着投资驱动型经济将被消费驱动型经济取代；二是近段时间货币收缩，资金对大蓝筹大市值股票没有支撑。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高速成长了30年，但经济起飞期并没有就此结束，即使增长率较以前会略为下降，未来仍将有至少25年的快速增长。而在起飞期的一个共同规律是高投资率。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说过：“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投资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东亚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在经济起飞阶段就经历了上升过程。最为突出的是韩国，其固定资本形成率从1961年的12.0%提高了1980年的34.1%，其间GDP年复合增长率达8.4%。新加坡从1965年的21.1%提高到了1984年的47.7%，其间GDP年增长率达到了10%。即使在这些经济体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投资率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200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水平为20%至21%，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的投资率分别为22%至25%，30%至31%，15%至33%，24%至33%。

  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期持续了20年左右，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起飞期要比日韩时间长，或将有50至60年。原因在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距甚大，梯度转移空间大，内需发展对经济拉动作用期长。一个典型数据是各地资本存量的差距，中信证券估算，2005年物质资本存量最高的省份是江苏，达13869.10亿元(1978年价)，最低为青海，仅541.87亿元，两者相差20多倍；从人均看，最高为北京，为每人82200元，最低为贵州，每人仅4733元，前者是后者的17倍之多。可见未来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仍将持续增长。

  对现实的观察比枯燥的数字更为生动。当我们从京沪穗来到内地，从沿海城市来到中西部县镇乡村就会发现，除了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已便捷许多外，内地城镇的给排水、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状况仍不堪，多数县城和城镇的卫生设施甚至可以说需要推倒重来。至于农村，还远远达不到现代标准。

  对高投资形成支撑的一个制度力量在于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制度特征。本次金融危机期间，政府4万亿投资政策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效，并形成远远超过4万亿的地方规划开发热，首要原因就是危机期间中央放松了对地方投资的约束，等于打开了地方投资的闸门，万千投资的洪水借机奔涌而成蔚然大观之势。地方政府的这股力量，在今后几十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和中国投资。而且，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指省市政府的话，今后将下移到市县政府。未来十年，市县政府主导的县域经济将成为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中投资仍是重点。

  回到宏观层面，中国资本形成的加快，与持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显然，正是投资推动了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工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工业化又反过来提供了持续的投资需求，两者形成了强烈的正反馈效应。而今天中国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甚至没有完成，国人看到的是沿海工业往内地的梯度转移，地域广阔的中西部仍在期待工业化的阳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几亿闲置劳动力进入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身份逐渐转变为工人和城市服务人员。这将深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加快进入投资建设期，而这种城市化进程甚至还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的投资目前显然还处于初发阶段，谈不上触高点回落，更谈不上结束。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