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涛

  有鉴于今年上半年我国通胀势能依然强劲，其输入型压力尤甚。受世界经济复苏加快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影响，原材料、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通胀压力正趋向长期化的势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今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笔者认为，为实现今年CPI增长4%目标，应积极建立削弱通胀向国内输入的机制，谨防国际通胀环境对我国形成“发酵效应”。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客观上要求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补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价格差距，所以主要发展中国家出现较高通胀率会是长期趋势。这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国际市场接轨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享受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日等中心国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国内实体经济不给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复苏步伐较快，诱使“货币洪灾”猛烈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堤坝。

  我国要素成本价格不断上涨，而同为制造业大国的印度、越南等国，由于受国内劳动力或规模较小或素质不高以及政府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他们的生产和出口增长不足以抵消我国成本上升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未来我国将与各国共同面临世界制成品价格上涨的趋势。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体现在各主要大宗商品上，原油逼近55%，铁矿石达60%，大豆接近80%，棉花超过30%，这决定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渐趋刚性，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货币供给、成本传导等途径，对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管住货币意味着抑制通胀成功了一半。但是，在我国控制货币供给面临很大困难，基础货币投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这些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放大将演变成巨大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维持规模较小的外汇储备，以减轻外汇占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汇率风险面前处境越发不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能暂时选择忍受流动性泛滥的代价，付出治理通胀的高昂成本，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但我们必须尽全力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与国内物价上涨相互叠加，预防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以免造成通胀的持续压力。为此，我国要加快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这是阻断通货膨胀向国内输入的根本途径。继续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外汇占款的投放，将汇率政策纳入到货币政策框架下使之从属于货币政策，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预测来加强基础货币调控，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对汇率失调给予足够重视。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情况下，要给市场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信号，而不是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汇率，使市场相信政府捍卫汇率政策自主性和稳定性的决心。还应考虑建立外汇、能源、战略物资等综合储备体系，尤其是增加石油、煤、钢材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储备，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政府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

  在国际上，我们要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敦促各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切实维护自身货币稳定，以便从源头上削减、消除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这就需要不断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地位，增加我们的话语权，竭力遏制美、日等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行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