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恩·史密斯《军事经济学》

  ⊙潘启雯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调查发现，全球有近万亿社会财富流向军事部门，占人类社会当年所创财富（GDP）的2.7%以上，全球人均负担军费支出152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防对社会财富的消耗甚至要高于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这还是几年前的数据。社会总资源总是有限的，军费支出越多，可供社会投资及消费的财富就越少，这就是经济学著名的“要铸剑还是要造犁”（语出《圣经》）或“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替代理论。

  那么，是不是一国军费支出越多，就越削弱国家的经济发展呢？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罗恩·史密斯在《军事经济学——力量与金钱的相互作用》中认为，“军费开支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可能只存在一种简单的联系”，也并非只是“铸剑和造犁”或“大炮和黄油”替代理论那么简单。军事的经济学“解析”，不仅应着重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更应从“力量与金钱的相互作用”的经济意义上来阐述。

  “行为体都想获得相对优势”——如此描述军事经济学，为人们运用经济学原理科学分析和系统研究军事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在史密斯看来，“行为体都想获得相对优势”中“力量与金钱”的互动作用往往非常频繁且复杂，包含着诸多矛盾，其中三个方面比较突出，是军事经济学无法绕开的话题。

  其一，“国家安全目标与国家经济支付能力之间很容易产生不一致现象”。尤其是前者大于后者时，不仅面临着艰难选择，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例如，前苏联就是因为长期维持超出综合国力承受能力的军事实力而损害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国家崩溃。

  以史密斯的观察，冷战时期的美苏虽具有诸多相同性，都具有庞大的军事规模，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实质性差别，即美国的军事机器具有支持国家经济的特殊功能，被赋予了在世界各地维持和保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重大使命——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金融力量和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吸纳全球资源。因此，美国在世界各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不断增大美国的实力，而前苏联当时的军事机器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其二，“人们对于军费预算功能的认识和对国家面临威胁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军费开支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或份额”。对于军费预算是否具有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功能等问题，不仅各国看法不一，而且同一国内部以及不同的军事经济学家之间都存在较大分歧。

  这种“分歧”的最深刻根源，就是国家支付能力有限，不具备同时满足国防部和财政部所有需求的能力。此外，国民特别是精英阶层所持有的感知威胁，在军事预算辩论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让那些反对增加军事开支的人们改变想法。在这里，军工利益复合体对精英阶层在威胁感知上的影响不可忽视。只是精英阶层的威胁感知不一定反映现实，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严重扭曲现象。因此，军费开支的增大不一定是国家面临威胁的增大，实际反映的很可能是利益集团的特殊需求。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况下，国家如能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巧妙利用军事预算杠杆，完全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三，“安全投入与安全产出之间经常不成比例”。因为两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受经济法则制约，特别是安全投入规模的不断加大，常常导致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军备竞赛，其结果往往是陷入更加严重的安全困境。

  在系统分析这些矛盾的同时，史密斯也肯定了军事变革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国防部应充分利用经济学原理和原则制定、执行和评估国防预算，努力形成标准作业程序，“少投入，多产出”，即“寻求实现既定国家安全目标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或者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

  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形态，已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军事预算的日趋紧张和武器成本的上升，促使各国积极寻求改进武器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的办法；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资源争执、宗教分歧、边界争端以及民族和种族矛盾，这使军事经济的一些基本关系面临更高层次的调整与整合，迫切需要世人更深入地探讨军事经济学问题。尤其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2005年授给了对国防、军事经济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之后，军事经济学的魅力和价值日见突出，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也许是古今大大小小的战争造成的巨大浪费超出了史密斯的预想、刺痛了史密斯的神经，他更加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大规模战争。虽然对战争道德立场的敏感性，在书中表露不多，但仍极为可贵。史密斯没有忘记批评：战争造成的巨大浪费严重背离经济学提倡的节约原则，这使得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和战争的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可思议。不过，这已远远超出了军事经济学家的能力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