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此轮通胀预期压力之源，显性的原因在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内市场的传导，进一步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内货币供应量暴增之后的堆积效应，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既有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观念扭曲对信贷饥渴引致的货币发行跟随效应。

  注定是今年经济政策头等任务之一的遏制通胀，其高难度的策略应对要求不仅一再考验央行极为敏感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今年中国经济的整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承担最重要使命的央行，尽管此次已是五个月来第四次加息，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了3.25%，但仍赶不上超过4%以上的通胀预期。换句话说，假如通胀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则央行随时可能动用此类价格型政策工具。

  有人说，通货膨胀未必“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但管住货币发行的冲动，却是管理通胀预期的关键之举。而让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则是今日中国货币政策操盘手的无奈之举。

  先来看看导致今年以来不断升高的通胀压力的外源因素，显性的原因很容易找到，那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快要接近每桶110美元的国际油价以及创20年新高的大宗农产品价格，对中国这样一个与国际商品价格日益连动的超级新兴市场的价格影响是再清楚不过的。千万不要过分解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关于大宗商品价格终将走稳的讲话。因为，伯南克这话其实等于没说。更何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某种程度上掌握定价权的美国来说或许是喜大于忧。另一方面，美国在五个月以前启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对新兴市场的传导效应差不多也已体现出来了。尽管有人说QE2最多给市场注水9000亿美元，应当可以被逐步稀释，但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高，想来离不开QE2的“功劳”。

  至于国内的压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显然在于近年来国内货币供应量暴增产生的堆积效应。整体而言，自2008年11月以来，国内执行的货币政策极为宽松。数据显示，在自那时起到去年12月的两年多里，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达到18.75万亿元，再加上银行将近3万亿元的表外业务，则总量接近22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1998年至2007年这10年间的信贷总和。时至今日，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70万亿元，而去年中国的GDP也才39万亿元。通胀压力的显著增加是经济货币化进程步伐加快的必然趋势。

  其实，货币供应量暴增之后的堆积效应依然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既有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观念扭曲对信贷饥渴引致的货币发行跟随效应。

  正如有经济学家指出的，1995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被动超发货币的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的负面结果之一便是通胀。而耐人寻味的是，1995年，中央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2008年的那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似乎打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部署。谁都知道，中央政府在2008年11月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层面上是成功的，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史上也将有其历史地位。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两年来的得失，我们既要看到政策执行的积极效应，却也不能忽视业已出现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来看，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应急性色彩着实较为浓厚；而美、欧由于金融业受伤较深导致复苏之路尽管道阻且长，但其通过修复金融业的融资功能进而提升内生性复苏能力的路径，其在复苏的可持续以及减少负面影响方面的努力无疑值得中国借鉴。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复苏是以耽搁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同时还得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总体而言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事实上，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执行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如果不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管理层有意识地收紧信贷流动性，并且货币政策在2010年下半年全面转向，则今年面临的问题恐怕还要严重。

  宏观调控作为世界级命题，始终在折磨着无数中外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的神经。但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智囊来说，或许还有一个切实难题：现有理论储备以及政策建议水平明显落后于现实需求。笔者以为，这也可能是今年以来政府在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驾驭宏观经济过程中，调控难度与压力较以往明显增加的原因之一。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异常复杂且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的巨型经济体来说，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早日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显得迫切。否则，在经济困难时期简单高举凯恩斯主义大旗尽管可以对经济“热启动”，但肯定会使业已失衡的经济平添更大的转型成本。

  可见，决策的前瞻性是极为重要的。两年以前，笔者就表述过一种担心，在天量信贷投放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继续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加剧、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可能再度抬头。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有可能出现反复且国内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不明显的情况下，既有货币政策一时间实在也难“功成身退”。而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又是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的政策初衷，不能不说，这也使得今天的货币政策转换面临更大的成本。

  转型不可再耽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尊重货币发行理性，则是控制通胀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