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自今年确定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政府首要工作位置上后,央行货币政策应被赋予了“尚方宝剑”,不必像过去那样过多地受掣肘。可近几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好像都是对通胀的事后确认而不是提前预知和遏制,与CPI上升速度比,每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都显得缓慢和滞后。
刘满平
今年确定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两会”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政府首要工作位置上后,央行逐步将货币政策目标从原先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多重目标转向于偏重于“稳物价防通胀”。考虑到今年政府淡化GDP增长率目标并将通胀控制目标提至4%,按理,央行货币政策应被赋予了“尚方宝剑”,不必像过去那样过多地受“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掣肘。可遗憾的是,央行这几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给人的感觉好像每次加息是对通胀的事后确认而不是提前预知和遏制,而且还是“被动和事后选择”:跟CPI上升速度比,每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都显得缓慢和滞后,而且每次加息似还都是对遏制通胀的试探,被迫出手。4月6日这次加息,可以明显看出是外界环境逼迫使然。
往外看,全球通胀压力日益突出,新一轮加息周期可能很快来临,我国也被迫进入加息周期。央行之前对加息相对谨慎,主要原因是担心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经济发达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表现不同、政策不协调,特别是美、欧、日对加息的不同步,如果我国贸然大幅加息,不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刺激热钱进一步流入。如今,2011年一季度过去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通胀已成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美、欧货币转向将成定局。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3月通胀率从2月的2.4%升至2.6%,为29个月来最高水平,并且是连续第3个月超过欧洲央行设定的通胀控制目标。早在一个月前,欧洲央行官员便已发出信号称,随着欧元区通胀率突破2%上限,该行将把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将是该行2008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随着经济复苏的加速和通胀的不断走高,美联储成员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态度也已发生了细微变化,多个州的联储主席认为美国经济已不需要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刺激。舆论分析大都将之视作美联储正在试探着发出政策转向信号,或可早于欧洲央行加息。类似的还有英国,目前通胀率为4.4%,是英国央行目标水平的两倍多,预期英国央行将继欧洲央行后于今年夏季加息。新兴经济体受全球货币宽松影响比发达国家更深,亚洲新兴经济体通胀严重。为控制通货膨胀,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开启了加息“阀门”,进入了加息通道。
向内看,我国当下的通胀是多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内货币超发的滞后反应以及农产品歉收、成本推动因素,也有外部输入性通胀因素。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输入性和成本推动型特征,属于“混合型通胀”。治理这种通胀,不仅需要财政、货币、税收等多重政策组合,而且需要更长时间,更多耐心,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立竿见影的。由当前形势判断,前期“抗通胀”措施效果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通胀压力犹存。从有关部门监测到的情况看,3月36个大中城市成品粮零售价格环比上涨1.18%,涨幅略高于前5年同期平均水平;猪肉价格环比上涨0.96%,而前5年同期均为下降;日化用品、方便面等涨价冲动日益强烈。诸此种种,综合分析商务部的食用农产品价格和农业部的批发价格指数,笔者估计3月CPI将再次冲高,可能达到5.2%,第一季度CPI约为5%。
而这几次加息,正是弥补频繁动用数量型工具不足的被动选择。笔者认为,央行在实践过程中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整作了事实上的功能分工:在管理银行信贷、收紧流动性上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在应对通胀上,更多地使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由于存款准备金工具具有强制性、惩罚性和低成本性的特点,而且对冲成本相对低廉,运用该工具时面临的阻力较小,加上对银行信贷影响最大以及效果最为明显,因而央行乐于频繁动用该数量型工具。不过,频繁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这样的数量型工具存在一定的限制和隐忧: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0%的历史最高位,成为全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距离理论上的上限(23%至24%)不远,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已很有限。而公开市场操作又因为我国融资方式多样而效果不彰,市场流动性因此依然宽松。此时,动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不仅有助于缩小“负利率”,适当收紧流动性,抑制通胀,还可以弥补仅依靠数量型工具的不足。正因为如此,央行才不得不“调几次准备金率后再调一次利率”。
今年中央对房价调控决心非常大,使出十八般武艺,祭出不少调控利器,如扩大限购范围、公布房价控制目标、落实问责制、大力推动保障房供应等,但目前房价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并没有明显松动迹象。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 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同比下降的只有南充,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的只有宁波、海口和泸州3座城市,其余各城市房价仍在上涨。而且可怕的是,部分城市推出“限购”措施后,一些投资或投机资金遂转移到那些没有出台“限购令”的三线城市,致使房价调控“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让房地产形势更为复杂,房价调控难度加大。此时此刻,加息不但进一步增加了购房成本抑制了需求,而且背负着银行贷款的开发商资金压力也会增加,会促使开发商加快供应,通过改变供求关系来促使房价稳定进而回归合理价位。因此,加息不仅是促使房价回归理性的“润滑剂”,也是为配合房价调控又一项不得已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