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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伟大企业”时代
    不该是“央企时代”
    2011-04-16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叶 雷
      《央企真相》
      邱宝林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出版

      ——评《央企真相》

      ⊙叶 雷

      

      好奇心使然,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对“真相”充满了渴望。“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们,现在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想不明白。但公众更想不明白,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本应在各方面都充当表率,可为什么却总是与“垄断”、“腐败”、“推高房价”、“与民争利”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正因为契合了这一点,《央企真相》的书名在瞬间就抓住了国人的眼球,出版短短几日,便悄然登上新华书店经济类图书榜首。

      《央企真相》的作者是《中国石油报》总编辑邱宝林,他以所熟悉的石油石化行业发展为主脉,用央企改革过程中大量生动鲜活的故事,力求还原“新央企”的真实面目,评述对当前存在纷争的种种央企话题,尝试引导读者去“理解”央企。

      历史有四张面孔: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和接受的历史。“真相”、“理性”也不都止一张面孔,其首要的前提是“谁的真相”、“谁的理性”。央企必须做大做强,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此,不读《央企真相》,我也理解,也深表赞同。但是,读了《央企真相》,我对“真相”依然半信半疑,依然认为公众对央企的“刁难”、“苛责”有理。

      国内外学者通常都说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是最通晓“隐微”式写作的,读施特劳斯一定要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但施特劳斯本人却说:“那些在事物表层里,也只是在表层里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照此说来,表层呈现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那就不必非要悉知央企真相如何了。如果央企真被误解、被冤枉,但错也不在公众,而在央企。

      比如,针对国人对“中国油价比美国油价贵”的质疑,《央企真相》揭开的“真相”是,“税金在作怪”,因为我国成品油价格中税收占31.8%,而美国只有15.7%,剔除税收之后的“裸油价”,中国还是比美国便宜。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公众能理解吗?恐怕很难。因为公众才不管作怪的“税金”,只知道今年2月21日,中国汽油价格是每升7.93元,而美国价格是3.189美元每加仑,合每升汽油不足6.6元。要改变国人对“中国油价比美国油价贵”的认知,不是告诉大家“税金作怪”的真相,而是要让大家从兜里掏出的钱确实比美国人掏出的少,否则,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

      又比如,关于央企分红,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令人唾羡的员工收入、公众是否直接受益等话题姑且不表,仅拿股市回报来谈谈。面对沪深股市投资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满仓中石油”的无奈,《央企真相》将“真相”归结为A股的“新股发行制度”。但是,媒体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石油在美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但上市头四年却累计向境外投资者分红百亿美元以上,而国内投资者却未获得同等“待遇”。不仅中外有别,而且内地与香港也充满了差别。“A股股东和H股股东承受的发行价不一样,但中石油在A股市场的融资比H股市场要溢价很多,在收益分配中,同等条件下的H股股东也比国内股东收益要大得多。”在真实感受面前,无论《央企真相》的逻辑多么严密,但要说服群众,难度是比较大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央企真相》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倒不是因为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情节之曲折不亚于悬疑小说,但我对作者“关注时代命运,心怀国家前途”的着眼点一点也不质疑。他论述的一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甚至是提高警惕。

      比如,近年来,一部分声音借质疑、谩骂央企的垄断、腐败,而质疑央企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作者在书中说, “不排除个别人和一些势力的别有用心”,强调“跨国公司也有国籍”。虽然我对郎咸平教授“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危言耸听向来报之一笑,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较量和利益争夺中,来自各方“阴谋诡计”,大概也是存在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做强做大央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又比如,对遭遇舆论漩涡的央企,《央企真相》强调“社会责任是央企的必然担当”,强调“危机管理是现代企业的必修课”,强调在新媒体时代,央企要掌握“第六种能力”,这些都是十分可取的。可惜的是,这些在书中都只是点到为止。我倒建议央企的掌门人不妨抽空读读美国学者查尔斯·J·福诺布龙的《声誉与财富》,我以为,央企完全可以参照该书提出的五个重要原则,即提高知名度、塑造独特性、建立诚信度、保持透明度、保持一致性,来加强央企的声誉管理。

      央企花了10年的时间,从濒临破产、亏损的处境变成了扩张的霸主。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但面对舆论的荆棘,人们希望央企能再来一次华丽的转身,不需要多么雄辩的言辞,只需要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让公众去切身体验。在此,我愿意重复邱宝林在《央企真相》中的期盼:让我们迎接中国“伟大企业”时代的到来,但这不该是个“央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