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全球经济“差异性”正取代危机时代的“同质性”的情况下，全球整体利益最大化方程与区域个体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将极易感知的中国经济变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经济变化，很可能让我们错过可预期的潜在机遇，或受到意料之外的冲击。此时此刻，看清相似中的不同，避免“以己度人”，方能更好地把握趋势。

  程 实

  时移世易，在危机期间成全各国纾困的“共生共存”理念，眼下可能正悄然蜕变成单一经济体谋求经济复苏利益的潜在风险。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差异性”正取代危机时代的“同质性”，全球整体利益最大化方程与区域个体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在“全球经济复苏力度减弱、通胀压力持续高企、政策紧缩稳步实施”的统一标签下，不同区域经济体的潜在差异日趋扩大；似而不同的变化正悄然改变着全球政策博弈的内在结构。在缺乏有效协调的背景下，非合作博弈均衡从共赢转向“有赢有输”的结局难以避免。

  由此，全球化催生的大同幻觉可能正是单一经济体谋求自身稳健发展的主要风险之一。如此背景之下，以己度人可能将加大潜在的不确定性，看清相似中的不同，方能更好地把握趋势，顺势而为。

  不能不承认，“以己度人”正是当下身处中国市场最易陷入的感官惯性。一个月前，笔者曾为本栏写过一篇“助推全球通胀因素正在弱化”的文章，当时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美元汇率跌跌不休、国际油价扶摇直上，笔者的判断与市场主流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以至于收到不少读者的质疑邮件。有读者诘问：“周遭物价飞涨，油价频调，何言通胀压力将减？”也有读者怀疑：“等二季度美国CPI也上5%，你还会说美国通胀压力不大？”，更有读者斥责：“美联储即将的加息将给你所谓的全球通胀伪命题论一记响亮耳光”。笔者很理解这些邮件中潜藏的愤怒，但更为其中可能存在的认知误区深深担忧。无疑，中国正在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美宏观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也更加深远和持久，而将极易感知的中国经济变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经济变化，很可能让我们错过可以预期的潜在机遇，甚至受到意料之外的负面冲击。

  风险往往与缺乏足够洞察和分析的主流盲从者如影随形。本·拉丹被美军击毙引爆了市场酝酿已久的变局动能，美元指数从最低的72.7点骤升至75点，国际油价从115美元高位骤然跌回二位数，国际银价则从每盎司49美元的历史高点山崩至每盎司32美元，一度被视作全球通胀最大推手的弱美元和高价大宗商品趋势骤转。在笔者看来，本·拉丹事件仅仅是这一变局的导火索而非根本诱因，一系列基本面因素和数据变化已预示了短期骤变的可能性，只是市场未能对此高度重视。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的变化，让笔者进一步认识到，发掘并提示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似而不同”，避免“以己度人”之偏颇，正是身处中国市场之必须。而当下，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都在悄然变化，貌似相近的变化特征背后，差异性依旧不容忽视：

  其一，在经济增长方面，全球与中国的变化相似之处在于，经济复苏力度都在悄然减弱。4月美国PMI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至60.4点，消费环比增幅也从3月的0.96%小幅降至0.88%，失业率则从3月的8.8%反弹至9%；3月欧元区工业产出环比萎缩0.2%，大幅弱于预期的增长0.3%；日本经济第一季度收缩3.7%，连续两季度收缩标志着衰退重来；与此同时，4月中国经济多项数据较3月也出现小幅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3月下降1.4个百分点。

  在相似的复苏力度减弱表象之下，全球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有二：增长潜在质量的变化与增长潜在风险的释放程度。美国经济的短期乏力主要归因于政策效应由刺激转为拖累，其消费主引擎则始终表现强劲，今年0.8%以上的平均月度环比增速明显高于去年0.27%以及危机前的0.38%，消费者信心也不断增强；而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较3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增速甚至处于三年来的低位，经济结构转型压力依旧较大。美国经历过次贷危机，欧洲正在经历主权债务危机，日本正在经历核泄漏危机，而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中国经济始终未经历较大波折，正如世界银行所提示的那样，风险的“非显性化”正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

  其二，在通胀方面，全球与中国变化的相似之处在于，通胀压力均在小幅缓解。国际油价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近期波动下降，减轻了全球范围内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力度普遍减弱，减轻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国际市场通胀预期在本·拉丹事件后小幅下降，减轻了全球范围内的预期引致型通胀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通胀始终未能构成实质性的首要威胁，其CPI同比增幅均明显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其核心CPI同比增幅更始终处于央行警戒线之下。而中国虽然4月CPI同比增幅较3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但通胀压力并未根本缓解，核心通胀上升速度超出预期，CPI非食品指数甚至已超越2008年的最高水平，虽然中期内通胀也正处于“寻顶”并“触顶”阶段，但短期内通胀依旧是实质性的首要威胁。

  其三，在宏观政策方面，全球与中国经济基本面两大要素的“似而不同”，决定了宏观政策的“似而不同”。相似之处在于，财政巩固与货币收紧是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关键词。但关键在于，就核心风格的变化而言，全球与中国大为不同。如果美欧与中国互为参照系（这里强调相互比较，而非绝对水平），那么美欧政策搭配的风格是“紧财政，松货币”，正如高盛研究团队上周在一篇名为《无货币放松背景下的财政巩固：艰巨的使命》中所强调的：“除了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以外，美联储最应该做的就是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以减轻财政巩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如此看来，年内美联储加息未必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政策搭配的相对风格则是“松财政，紧货币”，在美欧通胀并非首要威胁、货币紧缩具有不可置信性的背景下，中国治理通胀的严肃性与长期性值得强调。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