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因只有“概念”而欠缺“实力”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再受挫折，我们要让金融业在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通过适度金融创新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扶持业务，但不能过早对外开放金融业。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专业化、透明化和制度化相关的软环境建设，金融合作思路要从国情出发，不能只注重“对等”。

  孙立坚

  上周二中国概念股被卷入美国“造假风波”而全线下挫，引起了笔者诸多反思：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为，中国决策部门的“开放”战略应怎样调整？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化”能否成为今天肩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重任的中小企业茁壮成长沃土？民营资本不断“虚拟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宏观紧缩政策的组合拳又该怎样调整？中美金融“合作”战略是否就是争取在彼此之间的同等待遇？

  还有，在中美金融合作战略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美国利益主导的对华博弈战术推进，比如要求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而很少有我们的主动性表现。我们要求美国降低对中国资本在美国投资和消费的壁垒，以提高我们巨额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看到局面有所缓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根据中美金融现状来调整合作战略？或者更进一步，该如何通过加强与处境类似的亚洲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合作来提升我们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屡屡在美受挫，重新思考上述问题显得非常急迫了。笔者近来一直在琢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需倡导的内“实”外“虚” 的方针：对民企尽快“实实在在”地开放金融服务业，而对外资在“虚心学习”其金融治国的经验的同时，不能轻易开放我们有待完善的金融市场。具体内容可以归纳到制造业升级完成之前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要“先内后外”、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专业化、透明化和制度化相关的软环境建设、金融合作的思路要从国情出发，不能只注重“对等”的条件这样三个方面。

  中国金融体系民营化程度不高，所以即使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在国内“封闭性”的融资环境下也很难能施展出他们的能量，他们为此很容易在海外投行和私募基金的帮助下争先恐后地进入“开放性”的美国资本市场。而很多民营企业去美国上市，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光环”，为真正打回中国市场创造良好条件。因此，为了避免因只有“概念”而欠缺“实力”的中国民营企业再受挫折，中国政府首先要让金融业在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扶持业务，包括融资、信息、审核和监管等环节。尽管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具备，但完全可通过适度金融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来弥补。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早对外开放金融业而对内放任金融歧视，那就会因为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过度变动而面临挤出中国产业资本、削弱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风险。甚至最终还会因为宏观经济一时波动被过于敏感的国际资本大进大出而“放大”，遂使中国实体经济的低增长状态被虚拟经济暂时的过度繁荣所替代，那或将以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收场——让海外资本“公平地”拿走中国社会这些年经济发展所积累和形成的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很大一个理由是“信息不对称”，今天，即使是地方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群体和国有五大行“同质化”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再加上中国直接融资的平台因为缺乏一批有高度职业伦理观和娴熟创新能力的机构群体，即使近年新增了小额贷款、创业板、私募投资基金等融资方式，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格局。而这次中国概念股的“黑色星期二”事件告诉我们：美国市场也是靠不住的，不能依靠美国市场的成熟度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是，有一点笔者想强调，因为中国金融业被国际市场“边缘化”，导致中方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推进过程中没有办法得到中国金融团队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金融有效监管的缺失才让这些民企海外市场遭受狙击。因此，中国金融业商业运行模式和成熟市场国家的“国际接轨”十分必要，应多听取可以信赖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建议。提高监管部门的审核能力、监控力度、事后惩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为民企们把好“出门”的关，不仅是为这些企业负责，更是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在海外的形象负责！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欧美国家对华“金融合作”政策中的一种动向，那就是强调外在形式上的“对等”。比如，允许中国民企在美国上市的同时，美国却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也应尽快开放本国资本市场。而事实上，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因为缺乏品牌效应、人力资本、商业网络和文化等软实力，是很难与美国本土机构和企业“公平”竞争的。相反，美国来华的金融机构等则有太多的比较优势，一旦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他们就会利用中国巨大的社会储蓄资源和薄弱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不成熟的金融发展阶段，进行“无风险套利”的投机。在这样“对等”条件下，很有可能结果是抑制我们擅长的比较优势，而帮助了别人在华获取不对称的合作利益。

  依笔者之见，中国目前应加强与对美债权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尤其动员这些国家合作建立美元离岸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把美国纳入进来，增强其与美国在岸市场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的进程，这样能大大降低中国存量美元资产的投资壁垒，大大提高中国在海外金融合作机制上的话语权，而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挑战。同时，其他美元债权国也能利用中国巨大的美元储备资产所支撑的美元离岸市场，来提高今天在美国在岸市场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无法做到的财富增长的投资能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支持欧盟所强调的全球金融统一监管模式，强化金融活动各个环节的透明程度，尤其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资产还是需要依靠具有鲜明比较优势的美国市场来管理，如何降低他们的道德风险行为是中国政府在今后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金融合作谈判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除了倡导建立美元离岸市场这样实质性的金融合作计划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金融监管的理念上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