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银行加紧实施第二总部落户上海的计划，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增添了新的砝码。在国内外部分增量金融资源正在或可能流向上海的有利形势下，上海应该对标伦敦、纽约，借鉴香港经验，淡化行政干预，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力争在与北京、天津、深圳等内地金融中心形成有效分工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与香港之间的功能互补。

  章玉贵

  以中国银行为代表，多家银行正在加紧实施的第二总部落户上海的计划，显然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增添了新的砝码。

  自从国家确立“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之后，不乏金融底蕴的上海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黄金时期。而从最近几年国家对上海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与金融要素流转趋势来看，相较于其他国内重量级金融城市，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也的确最为成熟。已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一段时间以来格外担心，对此，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两地负责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上海崛起不会动摇香港地位。不过，一向对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相当敏感的港人还是极为关注可能出现的“沪长港消”局面。

  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以及为内地企业提供国际融资的重要平台，在中国金融格局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以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来衡量，香港已是全球第二层次的金融中心；香港同时还扮演着内地金融业学习国际金融经验，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桥头堡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与香港金融业之间存在着发展的阶段性差别。近二十年来，国家再度发掘上海金融潜能，上海的金融基因被再次激活，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短短十几年内已初步奠定了内地金融业的龙头地位：拥有国内最齐全的金融交易场所，形成了涵盖货币、证券、黄金、期货、外汇、保险市场的层次清楚、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但在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个关键性指标，例如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发育、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以及有效的政府监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与香港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甚至与金融决策中心的北京相比，也有一段不小距离。因此，现阶段来看，上海只是具备国际金融中心潜质的国内金融中心，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而“补课”的任务非常艰巨。

  而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除了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管理效率与实体经济依托之外，还需要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的金融气质。多年来，伦敦和纽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与其基于诸多因素形成的别国难以匹敌的金融气质密切相关。而东京始终难以进入国际金融中心的顶层，其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固然是一个约束因素，但日本自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过于精明的表现，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支持东京作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香港似乎更具金融中心的气质，它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多年来形成的与现代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有效、公平、透明的制度体系，是香港傲视周边的重要资本。

  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国内外部分增量金融资源正在或可能流向上海的有利形势下，上海应该对标伦敦、纽约，借鉴香港经验，淡化行政干预，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在吸引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在沪设立第二总部或市场总部的同时，亦应重视吸收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扎堆上海。力争在与北京、天津、深圳等内地金融中心形成有效分工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与香港之间的功能互补。其实，沪港金融本身就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合作空间相当大。因此，短期内，香港应致力于强化离岸金融中心地位，更多地挂牌以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及结算的金融产品，提升为内地企业海外融资和国际投资的中介服务地位。假如上海和香港能够形成以现货与衍生品为各自核心业务的分工协作格局，则上海和香港的合成影响力将可比肩纽约和伦敦。

  不过，在讨论上海的金融发展宏伟远景时，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上海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的约束条件。因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参与全球金融分工进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载体，历来是发达国家构筑金融“高边疆”的重要依靠。从国家竞争角度来看，中国要博得国际金融话语权，进而成为世界金融强国，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可能并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拥有足以与它们抗衡的强大金融实力。道理很明白，中国金融实力的崛起就意味着西方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削弱，意味着中国进入原来由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会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主要金融大国及由其控制的外资金融机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国际舆论，短期内未必乐见中国内地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是国家和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制约因素。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