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经济学派，对现实中那些妨碍甚至阻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观点、理论、思想、政策主张和措施，都会予以坚决批判。

  即使在遇到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以及此后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价值理念上与自身几近完全相反的凯恩斯主义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思想，也不管后者在学界和政界是如何流行与炙手可热，这一学派的几代学者依然宁神静气，从更为根本的层面，以更为长远的眼光，一如既往坚持他们独立的建设性探讨。他们在众神狂欢的时代，将自己当作在黑暗中点燃蜡烛的人，即使烛光再微弱，但仍会被人们发现，而且可以全方位地用眼睛直视烛光，而不像电灯强光照射那样使人睁不开眼。

  这个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

  从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开始，奥地利学派就正式形成了。门格尔及紧随其后的庞巴维克、维塞尔、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罗斯伯德等，不断使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论体系得以发展。

  从19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的维也纳，是欧洲的纽约。当时那里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家。但是，在西欧和美国工业化如火如荼的过程中，奥匈帝国的经济基本还是农耕状态，工业几乎是小企业，没有形成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型工业企业。经济差距及其追赶压力，不仅促成了1867年的民主宪政改革，还促成了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倡导。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门格尔创立并领导的奥地利学派跃出地平面。

  无论是对自由市场机制、私人市场主体权利的完整性、严格限制行政权力的有限政府的坚定信念，还是对财富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创新，以及对储蓄和投资的强调，抑或是方法论上对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看重和运用，特别是门格尔以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所掀起的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可浓抹重彩的“方法论大讨论”，都是奥地利学派向注重财富创造和长期增长的亚当·斯密合理内核的回归。

  这种回归，是在摒弃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那种强调财富分配、利益冲突和劳动价值论等灰暗宿命思想论调后，综合吸收了法国的萨伊（被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和巴斯夏的宏观经济理论，特别是消费增长只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萨伊理念后，又将生产与分配重新结合起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由技术进步、制度与组织创新不断促进的动态过程，将经济学研究重归到斯密意义上的财富创造和增长的根本因素上，使经济发展立于坚实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基础之上，而不是总量的虚假的政策诱使上面。

  可见，奥地利学派的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自由自然市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加之，门格尔对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其继任者对经济价值增值（EVA）、创造性毁灭、动态非均衡、不确定性、健全货币等概念的创建，使经济学走向了创新的乐观主义大道。

  尤其不同于后来风靡全球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是，奥地利学派始终将市场经济视作一个总是能协调各类行为的有机组织，而凯恩斯理论则将市场视为一个时常停转的机器。这一差别是重大而根本性的。

  正因为市场是个有机体，有着自身调节和适应性的强大弹性，所以其生命力是内生而顽强的，不需要外力干预。而将市场看成机器，也就是一个物理性客体，那是脆弱而没有弹性的，只能依靠外力干预而不是自身力量，才能维持有限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对政府干预几近截然相反的主张及其理论依据所在。

  也因为将市场看成是个有机体，是受人的意志和有目的行为的支配，因而经济学不同于研究客观外在自然物的物理学。前者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具备后者那样的客观，不仅不能用机械的物理学方法研究经济现象，而且经济活动还受研究者及其观点理论的影响，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是一体的，而不像物理学那样可以截然分开。这从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奥地利学派毫不犹豫地坚持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

  实际情况呢？市场当然是人的行为形成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能够而且必须回溯到人。不承认个人主义的集体，只能是伪集体。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由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有机体。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从根本上正确认识和理解市场。在这一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无疑是正确的。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学派具有强健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综观两百多年来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奥地利学派对符合人性的自由市场理念的那种率真而彻底地坚持和捍卫尤其难能可贵。历史显示，有着太多的个体和小集团，在太多时候太多场合，都有打着各类幌子通过对市场的干预和侵害来攫取和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的强烈冲动。而在这些时候和场合，往往是奥地利学派那种清晰直率、极具穿透力的批判声音，呼唤着清醒和理智，驱散着欺人的混浊。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