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前，退役后的姚明现身上市公司合众思壮发布会，在引来掌声和尖叫的同时，也拎起一笔“暴利”的旧账。

  好事者给姚明算了账，以其当初持有合众思壮67.5万股计算，“现在姚明所持合众思壮股份的市值已由最高时的7693万元缩水至2186万元，账面损失超过5500余万元。”结论是“姚明退役钱途报警”，仿佛姚明真的赔了5000万元一样，有点滑稽。

  我比好事者还好事，翻出了去年合众思壮上市时的故纸，发现当时的报道比眼前这篇更滑稽。尽管该记者没有了解到2007年姚明入股的成本，但仍然用1元1股的价格作为姚明入股的成本价，更言之凿凿地说，“姚明的这项投资在短短两年间收益率高达165倍”。

  事实是，姚明既没有赚到165倍，也没有亏掉5000万——在2013年4月解禁前，这些“收益”和“损失”他只能看着。届时，他的投资收益究竟能有多少倍，弹性空间大得惊人，这既取决于他是以几倍PE入股，也取决于他最终卖股的价格，两个指标随便变化一下，收益倍数的绝对数字可以相差好几百。

  然而，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姚明赚了钱或赔了钱，愿意看到PE的暴利和暴利的缩水，就算姚明的社会形象已经如此之好。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除了娱乐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不患寡，患不均。试想：那边是姚明的暴利和暴利的缩水，这边是10年上涨500点的市场（事实上由于首日涨幅和除权等因素不计入指数，这个说法也相当不准确），普通投资者从情绪上当然很难接受“暴利”，尽管他们承认姚明（PE、直投）的投资运作周期长至3年-5年，承认姚明的投资要作费时费力的尽职调查，承认姚明持有的股票因限售要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承认姚明给企业带来了品牌及其他增值服务，承认新股发行改革后一二级市场的价差在缩小……但当自己很难从股市赚钱时，上述承认就显得意义不大了。

  问题的根子在于提高股市的平均回报。姚明出席发布会的消息见报当天，本报关于有关方面正积极研究上市公司分红和中国版401K计划的报道，也见诸报端。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