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对美国国债信用怀有更多担心。为防范风险，切实保护自身利益，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应与美国政府谈判，对所持或者增持的美国国债锁定本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带来的购买力损失，力促美国改变高度依赖债务的发展方式，回归实体经济发展战略，并接受更多国际直接投资资本。

  左晓蕾

  美国国债信用“被”下调非同小可。因为美国的国家信用支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支持虚拟美元购买力的美国国债的信用，是美国利益最核心的支撑基础。所以，美国通过立法对美国债务做了专门的规定，国债信用受宪法保护。现在美国国家信用被“评”下了最高信用级别，无疑向全球发出警示：美国国债信用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失信概率增大，欧洲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债务危机的概率增大。饱受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伤害的全球经济会更加脆弱。简言之，美国的债务危机把全球经济推到了二次探底的边缘。

  美国不是第一次对全球失信。 1971年7月，美元危机爆发，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单方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致使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造成全球经济剧烈动荡。

  美国在利益上从来就是宁可美国负全球，不能全球负美国。深究标准普尔评级下调的意见，我们有理由对美国国债信用和美国经济有更多的担心。

  标准普尔下调对美国国债的评级，显示其对美国上调债务上限能否稳定美国国债信用没有信心。其实，美国两党从来没有就是否提升国债上限博弈，全球的聚焦从头到尾偏离了真正的焦点。共和民主两党长达数月所博弈的，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而不是提限本身。而不管是民主党的加税主张，还是共和党的缩减政府赤字之议，都是紧缩的财政政策，没有给未来经济带来任何乐观的预期。难怪全球金融市场立即以激烈的动荡回应。

  标准普尔评级意见中关于“如果在两年之内，我们看到比所承诺的更少的赤字削减、更高的利率、或较高的一般政府负债所造成新的财政压力，超过我们目前按照基本情况所假设的，我们会将美国的长期信用评级降至AA级。”的意见，就明确表示了对“紧缩财政”的条件对美国国债是否能够在将来达成赤字的平衡，国债信用的恢复的目标的疑虑，担心和不信任。

  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显示美国债务依赖模式还会继续。但在危机复苏前景悲观，未来债务平衡渺茫，不见经济增长恢复预期的情况下，不仅未来国债违约概率仍然很大，而且所承诺的靠紧缩政府支出，或者增税来平衡财政是否能够“不违约”，都很难说。

  债务依赖模式和虚拟金融的非理性膨胀导致债券市场迅速扩大，使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概念，国债透支的基本理论背景是，发债和赤字政策基于未来经济有更大的增长，财政收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在偿付债务平衡赤字的同时，超过债务的财政收入会带来更好的经济前景。所以适当的透支未来，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基于未来更大的经济前景判断。

  如果短期内走出危机恢复增长形势不明朗，国债上限提高后的新债只是维持政府运作而非推动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那靠财政收入增长来平衡赤字的预期也就很渺茫，未来经济前景当然也就更加渺茫了。如果未来平衡赤字只是发新债还旧债，并伴随着更大的赤字和更大的国债规模，那就完全破坏了适度透支和适度赤字的原本合理的基础，与庞氏骗局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种游戏总有一天会被穿帮。如果“提限”的闹剧不断重演，美国国债违约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基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标准普尔评级意见指出了“提案缺乏对中期债务动态的稳定的必要因素”，以及“对弥补政党之间财政政策上的鸿沟的困难改变了看法”，直言“对国会和政府可以通过协议进入更广泛的财政整顿计划，以迅速稳定政府的债务动态的能力感到悲观”，并随后给出“美国长期评级展望为负面”的新定性。这是对美国债务出现与欧洲债务一样的纯粹发新债换旧债的债务依赖陷阱而走火入魔的警示，同时也是对美国国债持有人未来仍然可能承受高概率违约从而血本无归的噩梦的警讯。

  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提高了债务上限，但似乎还没有对美国国债是否发得出去怀有任何担心。美国的债务50％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下，持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持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可能不得不继续绑在美国国债这辆伤痕累累、被全球债务危机包围的战车上。美国财政部可以继续透支美联储的空头支票来完成国债的发行。因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债发行，即便没有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也可照样循环，只要美联储能印钞票，庞氏游戏就可以玩下去。美国国家信用是美元本位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是在警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

  为了防范风险，切实保护自身利益，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短期内应该与美国政府展开谈判，对所持有的或者增持的美国国债锁定本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带来的购买力损失。就中期来说，推动美国改变债务依赖的发展方式，回归实体经济发展战略。在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美国理该欢迎更多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投资。

  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是以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新的层次上重振实体经济为特征。从更长期来看，国际社会应该赶紧寻找新的货币“锚”，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也许是可以被全球所接受的选择。逐渐改变“一元独大”的货币体系，建立更适合全球新的经济格局的游戏规则，避免某一天全球经济再像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突然解体那样，或者再次像美国二次量化宽松那样，像美债上限不断提升那样，“被”突然不能得到黄金支付，“被”流动性过剩和“被”通胀，“被”绑架在购买力被虚拟的美国国债上。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