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主持 于勇

  此次因标普调降美国主权评级事件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还在继续。受此影响，市场对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再一次加重，以至于大家对8月26日在美国怀俄明州小城杰克逊豪尔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格外关注，因为伯南克就是在去年的年会上抛出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这一次，恐怕大家的希望会落空的。

  因为，相比前两次量化宽松，当前制约美国经济的就业疲弱和不断被质疑的债务偿还能力，美联储单边的货币投放，恐怕是无的放矢，所以笔者认为伴随QE3期望的落空，市场的动荡还将会继续。而此点再一次证明对于此次危机，尚不能轻言：冬天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此次危机以来，为了防止“大萧条”再次出现，各国普遍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反危机公共干预，即公共部门实施加杠杆的财政和货币干预，在实现了超预期的复苏同时，也将风险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而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并未消失，经济产出缺口尚未有愈合迹象，而此次标普事件之所以再次引发了全球市场剧烈动荡，核心问题还是08年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新获取和反危机公共干预措施如何退出。

  此前美国商务部大幅下调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由1.9%下调至0.4%，其中美国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收缩成为重要因素，一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3%，是08年危机以来最差的水平，由此也说明美国经济增长依然缺乏内生性的增长动力，政府一旦撤火，经济疲态立现。因此，针对美国经济对于公共部门依赖度的不断提升，市场对于美国政府失控的财政状况的担忧也就水涨船高了。

  美国当局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保经济增长，同时要纠正财政状况。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境况，则是因为其在政府干预时，并没有机制保证资金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只能依靠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修复信心。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实施的公共干预，从效果上来看，同样也是花钱，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重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而且作为第二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次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也明显高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那一次。

  在2008年--2010年期间（中国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6%、9.2%、10.3%，而政府支出的拉动分别为1.9%、2%、2.3%，相应期间净出口的拉动分别为0.8%、-3.7%、0.9%，可见外贸环境恶化产生的增长缺口，正是有了政府的超常规干预，才保证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的轨道上行进。

  而如果按照更加广义的口径来算的话，即将政府预算外支出、政府基金支出、土地出让金支出等项包含进来的话，2008-2010年期间，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3.5%和5.4%，也就说近一半的增长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由此可见，同样是公共部门的反危机干预，但是由于机制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危机后面临的问题不同。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单纯靠政府花钱，来帮助私营部门尽快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在危机刚刚发生时，此举效果明显，但如今这样的救市之举则因主权信用危机而阻断。

  相比之下，中国境况则显得余地更大一些，一方面，中国政府整体负债比例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截至2010年底，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当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63%，所以政府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还是有的；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进程没有完成的情况，政府直接介入经济的空间也是有的。

  正是这两个因素，支撑中国政府应对此次危机的余地，较欧美国家更大一些，但是此点恰恰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仍处在战略期。如何把握战略期，在不伤害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尽快地推进经济转型？一句话，因为有应对空间，所以步子可以更大一些，将对速度的留恋尽快转为对质量的钟情。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