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势必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及个人投资与消费的信心，因此，当前中国首先要切实提高整体抗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发挥比较优势，提升民营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活力，尽力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的环境下求得“量”的保证和“质” 的飞跃。

  孙立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与世行行长佐利克在上周末的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年度会议上发出了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危险阶段的警告，他们为此呼吁所有国家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尤其是主要国家应该发挥政治领导力，形成合力，应对危机，否则世界将“输掉这场寻找增长的战役”。

  为何欧洲一个小国会掀起全球巨大的波澜？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手里拿着牵动全球经济复苏命脉的“欧元”！其次，金融全球化使得希腊主权债务的违约足以推倒几家欧美银行的生存基础，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在全球复杂的金融网络中发挥作用，从而带来严重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欧美各国政府救市后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在今天成了一些对冲基金，利用金融市场信心上的脆弱性和信用评级公司的影响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举投机的筹码，由此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频繁、过度的震荡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

  不可否认，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欧元这个新生的超主权货币机制存在着天然缺陷。尽管各国在加盟欧元之前都必须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保证使用欧元的国家经济基本面都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事实上，经济繁荣时，欧元区的加盟出现了“顺周期”现象，那就是放低门槛，让条件还不成熟的国家匆忙地加盟进来，以达到尽快推进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目的。即使今天欧洲央行注意到光让各国交上货币主导权还远远不够，为了防止财权的滥用还需统一各国的财政管理权。但是，欧元区各国所做的努力都是欧元准入所不可或缺的事前工作，严重缺乏加盟欧元后的事后稳定机制的设计，尤其是受到像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冲击后各国经济因为禀赋条件的天然即差异，抗衡危机的影响能力截然不同，一旦出现无法步调一致的时候，欧元区暴露出它今天无所作为的缺陷。具体表现在没有“退出机制”、没有“收入再分配”的救助机制、没有对投机行为、火上加油的唱空行为采取必要的“熔断”机制这三大方面：

  因为没有“退出机制”，遂造成像希腊这些小国超过自身的偿债能力来大额举债以提高国内的福利水平，进而获取社会大众的选票支持。滋长这种道德风险的原因，除了这些债务累累的国家，还在于德国和法国这些债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放任各国对债权风险的自由管理和监管。德国为了保证出口的竞争优势，避免像中国和日本等使用主权国家货币的地方因为贸易顺差扩大必然会导致本币大幅升值的结果，需要由弱国加盟的超主权货币来扶持，如果没有希腊和意大利等经济基本面不良、尤其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国家加盟，德国就会再次出现之前马克大幅升值的命运。所以，德国直到今天还不接受“退市”的救市方案。可能雅典政府也深知此理，因此滥用财权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当然还有一个不接受退市的原因，就是不能因为现在经济的问题而破坏10年来做出巨大努力的大欧洲发展的政治战略。

  基本面的修复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平衡，是可以通过欧元区的中央职能部门履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来帮助今天濒临破产的希腊等国。但是，由于事前没有达成共识，像IMF那样的资金池也没有预备好，于是，临时动员纳税人的资源就会出现债权国和债务国同时社会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德、法等国的大众要求政府不能无原则贷款，何况金融危机给本国就业造成的创伤也需要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希腊等国为了接受有条件的援助不得不缩减公共部门规模，于是，大量新增失业的人群或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群就上街表示强烈的不满，这种格局更使欧元区内的“收入再分配”机制难以启动，外部资金也很难进场来全面承担欧元区违约和动荡的市场风险。

  在失去了“货币稳定锚”之后，欧元成了全球波动最激烈、投机最严重的靶子。即使这样，三大信用评级公司还火上加油，在滞后和不恰当时候下调评级，带来了市场过度恐慌和投机资本巨大的利润。所以，今天应该要由一个全球监管的机制来遏制过度的投机和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左右市场情绪的行为。尽管欧盟轮值主席萨科齐提出资产交易税的构想，但是，今天欧洲对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极大不满并没有形成让他们闭嘴的有效措施。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宏观经济未来也将面临如下的挑战：第一，汇率的挑战。美元大涨、欧元震荡所带来的换汇成本和汇率风险上升的格局。第二，游资的挑战。国际资本在新的资产组合过程中，会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高收益投资比例。这对中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大宗商品所构成的要素市场价格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第三，信心的挑战。欧美经济的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势必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企业及个人投资与消费的信心，这对正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因此，今天中国还是首先要做好自身当前要做的工作，以切实提高中国经济整体抗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拿出让“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智慧和决心（努力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坚决抑制灰色金融体系正在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资产泡沫），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升民营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活力，尽力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的环境下能求得“量”的保证和“质”的飞跃；其次，我们要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在确保知情和自我安全的情况下去增援欧洲。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