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我们再继续依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已越来越困难了。但配合“制度红利”创造，我们还可以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比如将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等。

  孙立坚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入世10周年高层论坛上，拉米总干事长、素帕猜秘书长等海内外领袖人物，都高度认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国入世后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在讲话中都直接和间接提到中国经济未来开放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会将今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和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通过更加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政策，与爱好和平、共赢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分享。

  不过，展望下一个十年，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挤压中国增长的“入世红利”，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要求已变得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的未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由于欧洲主要债权国的利益分歧，欧债危机正从一个区域债务违约问题演变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一旦发生这样的恶果，负面影响程度会超过2008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六大银行对市场紧急注资的联合救市举措，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在上周末的欧盟会议最终出现了欧洲央行降息和德、法有条件联合救助的“利好”结局，一定程度上会起到短时间抚平市场恐慌情绪。但是，欧元机制内在严重的缺陷、德、法、英几个主要欧盟国家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后，变得更加斤斤计较，尤其来到了大选前夕，更是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救助的方式、力度和时机都很有可能不到位，导致市场投机力量越来越猖獗，市场“避险情绪”越来越浓厚，最终引发非常严重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反过来直接会威胁到欧元机制生存的可能。

  上周人民币汇率的大跌，释放了大量海外资本“现金为王”投资战略的强烈信号！只不过它提醒和检验了今天人民币的实际地位——事实上，危机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增值的通道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地位在日益提高，而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刺激了对人民币投机需求的日益旺盛。幸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仅停留在离岸市场上，在岸市场的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还没有到由国际游资“说了算”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连续贬值只是释放了过去投机需求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带来的大幅升值的压力，从而给未来抗衡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性留出了宝贵空间。另一方面，让我们庆幸的是，这在暂时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危及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出现外汇储备大量流失。

  其次，美国在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救市代价后，把解决问题的方式依托在直接影响中国等债权国利益的货币数量扩张的手段上了。更为严重的是，多年积累的贫富差距的深层次问题，如今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方式更严重凸显了出来。当年，为了摆脱IT泡沫过程中所形成的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美国当政者为了赢得大选的有利地位，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低贷款条件的融资方式，导致了直到2008年才让房价泡沫破灭的“次贷危机”。不仅贫富差距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美国有一部分右翼政客就利用媒体宣传渠道笼络不知情的社会民心，把其责任推向了与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的中国头上，责怪中国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催生了他们国家房地产的泡沫，让他们今天无家可归，责怪中国用不公平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低价倾销”，从而导致了他们工作岗位的失去和收入与福利保障的丧失，却很少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加工贸易的特征)，在入世后给欧美消费者和跨国企业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增长好处。

  所以，从以上的情况来看，2008年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长方式很难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过去这些年亚洲经济的繁荣和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借助于中国加入WTO和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得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救市力度减弱和中国内需增长有限的状况下，东亚经济的增长也随之放慢了下来。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将入世十年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通过“扶持内需，开放市场，建立公平制度”的方式“再还原”给世界的呼声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为此，中国政府挖掘“转型红利”的迫切性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强。

  入世后，凭借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我们再继续依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已越来越困难了。但是，配合“制度红利”创造，我们还可以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在今后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作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同时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以尽力最大化本国的利益。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转型，就像当年缺乏解决就业和吸收企业生产能力的要素与最终消费品市场，以及缺乏能创造财富的资本而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招商引资的开放政策一样，今天，我们还必须强化对外开放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措施，充分利用国际大舞台，去把世界一流人才、技术和研发能力大力度地“请进来”，促进中国一线城市早日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这也有利于摆脱国企和央企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要素市场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的局面。

  另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