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凤春 ○主持 于勇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稳中求进，就无法对2012的经济形势进行准确的判断。

  制度变革是理想的，技术操作是现实的，决策者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权衡。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平稳过渡的重要性。因此，政策制度定者将会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为基本事实来进行决策，这其实也是“十二五”规划早就确定好了的。政府为什么要降低增长速度？在过去十年来，每年的增长率都不会低于８%。我们指出，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已经遇到了天花板，过去几年的反危机，耗费了政府过量的财力。在这种情况下，顺势而为，有舍有得，适当地降低对增长速度的期待，决策便会不那么急就章。

  上述理由并不会让市场确信，政府将会放弃高增长的目标。因为有一个公认的理由就是，增长的下降必然会使得中国的失业率上升，基于此，政府不得不重新刺激增长。我们坚定地认为，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2011年2月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工作指向，自此，增长下行的风险就已经大大地对冲掉了。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失业的增加，最大的风险是把经济问题演化为社会问题。政府大力修补养老、医疗、失业等法定社会保障网，并提高了支付水平。伴随着商品房的价格合理回归与保障性住房的大量开工，在通胀下行的背景下，增长中枢下移对失业的影响已经降到了最低水平。在救济企业还是救济工人方面，政府的偏好是非常明确的。生产是迂回的，政府救济是直接的，一步到位，直补工人比直补企业要好得多。

  或许市场还有一个疑问，增长我们不要了吗？在三驾马车中，消费相对稳定，净出口低迷，不要投资就是不要增长了。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要的是有质量的增长，这不仅是对中国资金来讲的，也是对全球资金来讲的。政府对于热钱的流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并明确指出我们鼓励的是投资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节能减排的资金。对中国的投资，政府也是希望不要留下烂摊子，保证已经开工的项目完工，其次，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此基础上，加快转型，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都是正确的决策，也是理性的增长之道。

  由于国际上货币继续刺激的潜在危险，我们不排除政府会为2012年的通胀治理留有余地的考虑。如此一来，政策就不会如2011年那样局促。政府现在并不认为通缩会马上来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中国没有断崖式的硬着陆，所以不会出现通缩。相反，由于国外的持续量化宽松，中国政府还是担心输入性因素对物价的刺激。2011年政府通过浑身解数才将通胀压制在４%附近，过于费神费力。2012年为了平稳地过渡，断不允许通胀再牵扯如此多的精力，因此，也断不会放松对通胀预期的管理。

  所以说，市场原来所期望的政府大放贷款的旧有政策思维是需要改变的。这其实就是在讲，在对过去三年反危机的反思中，政府势必对货币投放持谨慎的态度。谋定而后动，在世界经济重新失衡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不会如2008年底那样先行一步。政策将会在稳定、增长、结构与通胀之间取得弱势的平衡，边走边看，为防范公共风险的扩散与冲击，更为下一步更大的制度变革积蓄力量。

  可以预见，政府将会在积极财政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以保证经济在走向成熟阶段民众对三十年辛苦劳动成果的分享，保民生的福利支出必将增多。改革是需要做好公共风险的防范的，民众的满足是防范风险最好的工具。

  （作者系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