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一篇“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这篇回顾心路历程的文字，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任正非第一次公开把他做企业的一些重要方式归结于他的父母亲。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莫不与童年经历有关。任正非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缘起，使他积淀了超凡的思想能量与开阔的视野？又是什么内在驱动力使他颠覆了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最低端的宿命，并改写了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呢？答案，需要进入任正非的原初花园去寻找。

  任正非的爷爷任三和是金华一带颇有名气的火腿生产商。因为火腿生意不错，任家盖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单单雕窗花，就花了三年时间。任三和心气高，给儿子起了个不俗的名字：任木生，字摩逊。大有任家“不逊于”任何人的兆头。看任摩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任三和把任摩逊送到北平上大学去了。任摩逊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在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期间，任摩逊与热血青年一道参加了共青团，积极参加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等抗日救亡运动。可是，由于父母相继病逝，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1934年至1936年，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和南京农业职中任教。1937年，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抗日高潮时期，任摩逊在浙江同乡的介绍下，进入国民党412军工厂任会计。在抗战炮火中，这家军工厂从广州迁到广西融水，后来又辗转迁往贵州。

  1944年，任摩逊做了对他一生有重大意义的选择：回学校教书，此后他就没有离开过教学。也是在这一年，34岁的任摩逊与17岁的程远昭结婚了。这年秋天程远昭生下一子。任摩逊给儿子起了个很有点佛教韵味的名字，来纪念这个特别难忘年份：任正非。任三和生意做得红火，家里供着佛龛。打小的熏习让任摩逊有了许多感悟。当然，“正非”这名字与任摩逊在1944年的际遇很匹配。或许这是对少女程远昭的安慰，有偏室即正室，正室即偏室，正偏存乎一心的意味。任摩逊在34年的人生感悟中，得出了这六个字：“正即非，非即正”。

  抗战胜利后，任摩逊先后在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中学任教。1949年后，任摩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山区，筹建镇宁民族中学并担任校长。任摩逊在贵州从教近50年,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智慧和感情。

  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在山区里长大，性格开朗、朴实，贵州山区少女得以读书已是造化，能一直读到高中算是幸运中幸运。她受丈夫影响，靠自学成为一名数学教师。她一共生下7个孩子，个个活泼可爱。老公一心扑在教育上。家里8口人的生活全仗着她支撑。战争时期的动乱，与五六十年代生活的艰难，8口人的吃饭穿衣就给了她无与伦比的挑战。她的绝招是：舍己，时常忘了家里的第九个人——她自己。任正非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每学期每人交纳2至3元的学费时，母亲每次都为之发愁。每到月底，常见母亲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1962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对于城市户口的多子女家庭，生活更是艰难。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依然坚持让7个孩子都读书，不让他们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家里实行控制所有人欲望的严格分餐制，而程远昭的一份总会跑到最需要的那个孩子碗里。这段岁月给予青少年时代的任正非最初的人生体尝是：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学习成绩很不稳定。初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作为“因材施教”的对象受到表彰，而高二期间却多次补考。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临近高考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便用米糠和菜掺和一下，烙着吃。虽然那时家里穷得连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他从不随便去抓一把，如果那样做，“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这当然都没有逃出母亲的眼睛。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但在同样忍饥挨饿的六个弟妹的注视中吞咽下去，对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任正非上大学时，母亲千方百计给他做了两件衬衣，给了一床被子。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他度过五年的大学生活。

  母亲的不自私，让任正非在华为创立了“人人股份制”。任正非写道：“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