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紧建立起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金融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对外金融资产大规模投资于发达国家国债的做法，也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张茉楠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落下帷幕，包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已箭在弦上。

  应该讲，中国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30多年来进展神速，金融资产规模一直在超常扩大，如今外储规模、央行资产规模以及储蓄规模均已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1年10月底，全球三大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加起来已超过8万亿美元，其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约2.85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5万亿美元，日本央行约为1.8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央行总资产高达28.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73万亿美元），分别是美、欧、日央行资产的1.66倍、1.35倍和2.6倍。数据显示，从 2006年到2010年的4年间，我国央行资产扩张了2.4倍，2010年资产总额占同年GDP的67%。此外，我国也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突破80万亿人民币。

  但是，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如何让金融焕发出内生活力，如何让金融在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让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真正发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眼下摆在决策者面前最重要的战略性命题。

  归根结底，金融最基础的作用，是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必须依靠本国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创新，都需要放到总体金融战略层面来加以考虑。因此，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就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发展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

  为了尽早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金融业必须整体布局，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当前，中国经济不是缺少流动性，而是过度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利率信号装置失灵导致的资源错配。对于许多中小企业以及微观主体而言，总是难以享有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现有以国有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甚至存货作抵押，以及足够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借到钱。普通制造业在我国已产能过剩，因此企业必须出口，进而使得贸易顺差加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预期，升值预期又进一步导致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动性加剧。而科技企业既没有多少固定资产，创业初期也没有多少现金流；服务业有现金流，但缺少固定资产，因而他们都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因此，怎样让“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流向经济金融的末梢循环，必须依赖更多的微观和结构层面的改革。

  笔者认为，只有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金融业才会获得更大的活力和经济效率。金融如何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这其中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是当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国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应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适应这类创新型产业的金融体系理应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此外，针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还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环顾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也需要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着产权关系，内部有着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还需积极推行对外金融领域的改革。当前我国的储备资产规模已占全球储备资产的三成以上。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975万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0.3%，是全球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储的三倍，接近德国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3.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也已高达46152亿美元，其中对外金融负债26301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9851亿美元。然而若从收益率结构上看，我国对外负债的回报率，要远高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以中国持有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至5%（目前还不到2%），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则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万多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这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严重失衡局面。

  因此，笔者以为，未来如何管理好如此规模庞大的对外金融资产，是必须重新审视的大问题。大规模投资于发达国家国债的储备资产流向，看来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考虑将债权转换为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经济体的股权投资和权益投资，以便真正把外储资产用于中国实体经济在海外的拓展，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提高储备资产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真正让储备资产发挥全球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