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体并没有脱离出非正常发展状态。这种“非常态”的经济发展现象就是典型的混沌现象。未来一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混沌”特征将相当明显，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在“混沌”状态中寻找投资方向，将是一大难题。

  ⊙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部

  用“混沌”增长的思维工具观察当前经济

  “混沌”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数学家约克（J.A.Yorke）和美籍华人学者李天岩于1975年提出。混沌自从诞生起，就和确定性、非线性系统紧密相连，这些系统能够产生貌似随机的复杂运动，而且一些小的不确定性会演化成指数式的放大。混沌现象中最有名的要数“蝴蝶效应”。这是1963年12月洛伦兹（Lorenz）在一次讲演中提到的表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而混沌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则是比较晚近的事。在经济学界，混沌理论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将市场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和适应性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从而对资产价格的行为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释。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Stutzer首次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揭示了宏观经济系统中的混沌现象，对经典经济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混沌经济系统中，系统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状态下彼此不断调整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稳定和供求均衡的结果，系统内个体的运动是不稳定的，而从整体看，这些个体有局限于一定的结构之内，形成局部随机和整体稳定的结构。我国学者陈平首次在中国的宏观数据中找到了混沌证据，通过检测十二种类型的货币总量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其中六个货币总量序列具有混沌的特征。

  对于混沌经济现象，已有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历史数据的角度探讨已有的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存在混沌现象，但由于宏观经济数据可观测值不像金融事件序列数据，其观测值较少，而且观测值中噪音较多，而常观测值中李雅普诺夫指数对这两个因素又较为敏感，所以实证研究有其自身的缺陷。

  由于“混沌”经济现象描述本身就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最主要特征：其一，经济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既非我们习惯思维可以进行简单预测的线性关系，也非完全不可预测的随机游走；其二，系统内一些小的不确定性会演化成指数式的放大，即产生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全球经济步入“混沌”增长状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宽松，但到现在经济体并没有脱离出非正常经济发展状态。这种“非常态”的经济发展现象就是典型的混沌现象。其特征表现在：

  其一，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决策当局的政策制定都开始放弃之前遵守的泰勒规则，转为实施灵活的政策规则，同时提升对通胀的容忍度。

  其二，由于在非常态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干预会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状态，有时并不一定会平稳经济增长，其结果有时会与初衷相背离，甚至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状态，导致经济体容易产生“黑天鹅”事件。

  其三，经济体的运行又并非完全不可预测，政策制定者总是在通胀、增长、债务危机之间权衡，政策的调控使经济体的发展总是向它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

  从目前的全球经济运行状态来看，未来1-2年还很难走出确定性的短期增长路径，非常态的经济增长范式仍将延续，但这种在增长范式并非无“规律”可寻，尽管这种短期的均衡很难预测，但总体的方向即在经济回落之后寻求新的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我们认为未来1-2年（乐观估计），甚至3-4年（悲观估计），经济增长的“混沌”特征相当显著，因此，如何在“混沌增长”的状态中寻找投资方向，将是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的“混沌”特征与投资的作用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谁都很难接受潜在增长已经下降的事实，因此，很容易通过动用可支配资源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形成“棘轮困境”。对此，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与其他任何国家都很难具有可比性，主要的理由就是现在中国的中西部发展还比较缓慢，若东部的产业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那么中国经济仍将延续10年的高增长。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一个经济体如果过度依赖其可支配资源去保持其一定增速，其经济结构就会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要突破棘轮困境，最佳的途径就是在当前经济增速仍然能维持较高速度的时候，加快推进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制度释放来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但就经济发展史而言，制度释放很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完成，因为变革过程中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巨大的阻力，只有经济体都面临困境，新的产业和新的增长方式才能通过制度释放和市场本身的力量逐步形成。

  而新的制度释放，只有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市场和决策层才更容易形成合力，就像1990年代中后期，当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3年宏观调控之后，经济体步入持续的通缩，改革的推进才一步步成为现实。

  观察近年来的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决策当局一直提倡通过拉动居民的消费来逐步实现经济转型，但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步降低，消费率不断降低，消费对GDP的贡献度不断降低。决策当局一直提倡还富于民、藏富于民，但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这就表明，一方面改革的推进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由于稳增长需要支配更多的资源，而且留下的后遗症使决策当局欲再进一步进行经济刺激心有余悸。因此未来决策当局将在通胀、增长、刺激“后遗症”之间进行权衡，所有的政策变得更加的灵活，“油门”和“刹车”不时的交替使用。

  由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决策当局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何时踩“油门”和何时踩“刹车”，均在决策当局的思维之中，而这种思维已经打破了以前的思维惯性，其目标函数之中已经由于后遗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加入而变得相对于以前更加的复杂。因此，其决策的特征开始呈现出“布朗运动”的特征，随机性很强的决策是很难去做预测的。

  由于刺激政策的推出和调控政策的出台都呈现“布朗运动”的特征，那么经济增长也就呈现出“多变性”，随机性也将增强，但由于决策当局总在不断地通过政策的组合来实现在通胀、刺激后遗症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更有利于增长的平衡，因此，经济的整体是在不断下移过程中寻求新的均衡点。尽管过程是发散的，但最后的结果呈现出收敛性，呈现出典型的“混沌”特征。

  对于2012年的经济走势，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看投资的“脸色”。这是因为：从短期来看，出口和消费这两驾马车似乎难以承担未来经济企稳的重任。

  一方面，受国际需求放缓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进出口贸易自2011年三季度开始增速呈现高位回落态势，这一趋势在四季度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欧债危机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全球经济要想重新步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目前来看，路途依然遥远。

  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若缺乏较大的经济体制上的变化，要想通过消费来稳经济增长，难度较大。2011年以来，由于房地产调控的延续，导致房屋成交量的萎缩，从而出现与房屋住宅相关行业消费增速的回落。

  与此同时，随着购买汽车的刺激政策逐步取消，汽车消费也出现回落。目前这两大领域占了消费领域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回落必然会导致整个消费增速下行。因此，未来寄希望于消费担当起经济增长“自动稳定器”的重任，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波动主要是由于投资波动所引致，固定投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GDP增长率的高低。从支出法来看，资本形成（主要包含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存在着“互斥效应”：经济高增长期，资本形成对经济的贡献就高，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就小；相反，在经济回落时期，投资增速下降较多，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会“被动地抬高”。

  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逐季放缓的迹象。例如，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放缓，同比增长9.3%，较去年同期减缓10.6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2.7%，较上年同期下降6.8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原因有三：其一，随着4万亿投资项目逐步到期，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贡献逐步淡出，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失速的风险便随之而来；其二，中央刺激政策的退出、地方债务风险加剧和银行信贷收紧，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很大；其三，房地产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回落。

  这就意味着，为了“稳增长”，2012年投资仍将承担重任。为此，首先要防止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突然失速所导致的“双碰头”风险，决策当局有必要准备好对冲经济下滑的储备项目投资，如，为应对投资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可将“十二五”规划中的项目做适当“前移”。另外，加大对保障性住房、水利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生领域投资力度。

  （本文执笔：潘向东、张新法、周世一、刘娟秀、童英、许冬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