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当前经济困局的治本之策

  陈三三

  自由与增长是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学范畴，两者互为目的，亦互为手段。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马蒂亚·森的说法：“自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因此，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最基本、最核心的命题，“经济增长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自由的增长。”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人们追求自由的能力就越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人们的需求就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从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最后上升到自我实现（包括自由、民主、权利等）的需求。

  另一方面，自由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从技术层面上看，“自由”、“民主”、“科学”三者总是相伴相生，没有“自由”、“民主”进步就没有“科学”的繁荣发展。世界上每次重大科学技术革命的暴风骤雨，无一例外地不是在“自由”、“民主”的春雷下催生的。从制度层面上看，自由与市场经济制度又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机制的效率越高，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证明了这一论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将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效率达到最优。”

  不过，完全市场竞争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现实中的市场往往并非完全竞争的，所以总要通过理性政府有形之手的微调来矫正市场失灵，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的市场状态。现代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每当经济增长面临瓶颈时，人们总是企求通过增加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有时通过制定规则，减少无序竞争；有时通过放松管制，增强有效竞争），提高经济自由化水平，来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是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典型范例。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从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入手，不断引进市场竞争成分，逐步形成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自由化取得重大进步，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2001年成功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实现国际层面的经济自由化。历史证明，加入WTO的十年，是中国经济体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实力空前高涨的十年，也是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十年。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毕竟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经济自由化程度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有很多。目前经济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高企和经济增长乏力，表现出明显的“滞胀”现象。要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带来物价的进一步上涨；要控制物价，势必会紧缩经济，又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这是我们面对的两难困局。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采取了“紧货币、松财政、宽管制”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紧货币”就是按照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固定在与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的水平上，反对政府的“相机调控决策”，以控制通胀。“松财政”并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吸收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刺激经济增长。“宽管制”是放宽经济管理中过多的规制，推动国民经济私有化浪潮，鼓励创新，增强市场机制效率。这些政策的推行，造就了战后西方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笔者以为，这些经验对破解中国目前的困局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比如，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管制太多。政府有形之手仍伸得太长。为了增强市场的活力，必须进一步放松管制，

  又如，中国货币发行量太多，经济货币化程度太高。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超过世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水平。据统计，我国目前货币存量占GDP比重180%左右，远高于日本的160%、欧元区70%和美国65%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创新不足，地下金融大量存在，经济货币化效率低下。一旦金融创新热情逐步释放，经济货币化效率提高，货币供应乘数将会提高。因此，必须根据经济增长速度严格控制货币增长速度。

  再如，中国民营经济成分相对弱小。市场经济是以民营经济成分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成分太大，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因此，国有经济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逐步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让位于民营经济是必然的选择。这样，既可以降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破解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的困局，同时又可提高经济竞争效率。

  再有，当下中国的税收负担过重，高税负的结果是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热情，而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因此，国人眼下对通过结构性减税进一步降低高科技等创新型企业的边际税率充满期待。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