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会否“硬着陆”，而是在经济下行时由于系统缺乏自我修复能力而导致政府必须进场干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必须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上真正进入实质性步骤。

  章玉贵

  对于一向习惯于高增长的人来说，一季度8.1%，二季度7.6%的经济增长数据确实有点不适应。而且整个社会似乎都感到经济背景有点冷。从决策层近期释放的信号来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其实已经涵盖保增长的意味。6月以来，执行层已加大了货币投放力度，当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2859亿元。可能正是看到了这种先行趋势，才有国际投行人士乐观预计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会有小幅反弹，第四季度则有大幅反弹。

  7.6%，假如放在美欧和日本，该是令当政者和市场欢呼雀跃的大喜数据啊！甚至，这是深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企及的经济指标；也是跌入“五万亿美元陷阱”的日本30余年前才可能拿得到的经济数据。美国如今巴望的是每年能取得3%的经济增长。但放在今日中国，这个数据却不啻于敲响一记警钟。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承担着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二是从政府到民间至少在短期内都还没有做好经济在中速区间运行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其实，当一个新兴经济体经过了持续30多年 9%以上的年平均增长之后，当经济规模从不足3000亿美元扩大到超过7万亿美元之后，适当放缓赶超步伐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不知道那些乐观预测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专家有没有考虑过，假如要将其变成真实经济世界里的客观事实，单就资源供给这一条，该如何满足中国的天量需求？

  中国并非天外来客，当然无法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以往特定阶段的一枝独秀。过去30年里，中国曾有过4.1%和3.8%的低速期，但经济也没有崩溃。倒是1992、1993连续两年超过14%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异常明显。大概从那时起，“软着陆”、“硬着陆”不时折磨着决策层的神经。直到今天，宏观调控依然没能摆脱“跷跷板”的路径依赖，而且负效应日渐明显，投资效率（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低下。2006年，中国的投资率为52%，资本增量产出率（投资与增量产出之比，是反映投资效率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4.9；2008年，这一数字分别为87%和6.4；2010年，则为70%和6.8，已经逼近7这个危险的指标。而在发达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般为2到3。中国在过去这一指标也不算很高，例如在1991年到2003年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4.1，只是最近十年来这一指标不断攀升。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双高”，既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更暗藏着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显然并非有效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常态。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早就警告过：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也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负面影响将会抵消甚至超过非中立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扩张性影响。他也提醒过我们要解决过失投资这个长期问题，亦即“不良投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便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

  菲尔普斯的上述观点在当下看来可谓一针见血。看相关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上半年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13.6%，狭义货币（M1）增长4.7%，人民币贷款增加4.86万亿元,但经济成绩单却乏善可陈。投资效率低下即是重要原因。而且M2的非理性繁荣尤其值得警惕。2005年至2009年，中国的M2分别为29.9万亿元、34.6万亿元、40.3万亿元、47.5万亿元和60.62万亿元，2010年为72万亿，而到了今年4月末，已达惊人的88.96万亿元， 6月末已突破92万亿，为92.50万亿元。照这个趋势，半年之内中国的M2恐将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M2增速较快，表明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但M2增速过快，也表明政府未能遏制货币超发的冲动，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放大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鉴往知来，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一个经济内外失衡的国家，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会越来越大。

  因此，笔者认为，今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经济会否“硬着陆”，而是既有经济运行生态已难以支撑有效经济增长，进而在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由于系统缺乏自我修复能力而导致政府必须进场干预。基于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必须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真正进入实质性步骤，以着力提升经济自我修复能力。

  为了全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求得资本积累有效性，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不能仅寄望于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应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尽快破除制约改革深化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的相关行为，防止政府任意干预经济活动，特别要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