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笔者今年8月来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进修，经历了几次脑力震荡。

  那天，在教学理论研讨课上，任课老师以一个在加拿大刚刚发生的具有影响力的案例，让我们讨论。埃德蒙顿公立中学一位教龄达35年的物理教师，因为给不交作业的学生打了零分，结果在今年5月被校方停职，更在经过听证会后在9月正式被校方开除。

  课堂上，大家对这个案例的讨论，无外乎集中在教育制度本身，诸如学生的权益啊，教师的权利等等，并未涉及其他方面的深入探究，尤其没有涉及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但是晚上回家之后，当我与房东太太聊到这个案例时，房东太太的反应却让我大为震撼，深有感触。

  50多岁房的东太太来自我国内地，在政府医院里边做化验员。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曾在新疆大学教过4年生物化学，因此跟我也算曾是同行了。她对这个案例的判断，逻辑倒是非常简单：照这个样子，加拿大的教育就算完蛋了，因为学生没了基本的是非观，如果念书与不念书都一个样子，那怎么还会有人认真读书？将来加拿大这批孩子长大了，又要变成无法自食其力的流浪者，靠政府的救济度日。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救济还不是从纳税人上缴的税款里边出？因此，这种貌似对儿童权利的全面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僵化，从根本上损害了加拿大的教育体系的基础，进一步地，这还会对加拿大未来的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的影响。

  让我吃惊的是作为纳税人，房东太太维权的意识何其强烈。对比起来，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中国人力资本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影响，在普通人中间却鲜有认识。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昂贵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其中的原因却少有人去深究。西方国家蓝领工人比办公室白领还要过得轻松，是一个让几千年来深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有研究者将其归因为发达国家资本的相对充裕，以及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的后果，就是提前实现了蓝领工人所谓的“产业工人贵族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越来越模糊，甚至倒挂。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会也对这种僵化的劳动结构过程“贡献”良多。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美国通用汽车就是因为工会的强硬态度导致了申请进入破产保护，就是西方工会力量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不过，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笔者认为过于优厚的社会福利，过于重的税收，也对社会的活力形成了抑制因素。张五常教授曾提到过，上世纪70年代他去广州，见到三个工人一起修补墙上的一个洞，一个人托着石灰，一个人指挥，一个人补洞。张教授由此加深了计划经济绝对没有效率的印象。未料笔者在加拿大仅仅生活了一个多月，就已目睹了两个类似的事例。第一个事例，是在笔者上课教室下边的电梯，两周之内，居然坏了三次，每次修理都是三个工人围起护栏，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地工作。要知道，这种小时工的报酬，在加拿大一般为20加元一个小时。第二个事例，是碰到城市的道路养护。本来，在工地附近立一个警示标志即可，可是加拿大这边非得要有一个工人用手举着牌子站在路口不可，问题就在于这个举着牌子的工人的报酬居然高达每小时30加元。让人纳闷的是，这种低效率的事情，居然在这里习以为常。难怪加拿大的市政工程维护费用如此之高，难怪房东太太作为纳税人会愤愤不平。根子就在扭曲的福利制度和税收制度。

  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这种扭曲效率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损害经济的运行效率，最终伤害整个经济体的活力。这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当年我国的计划经济大锅饭真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为中国利用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价格优势竞争成为世界工厂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奉献不可能是长久持续，取之不竭的。正是出于对农村部门无法持续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担心，才有学者判定中国人力资本价格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将迅速攀升，并带动通胀的刚性需求上升。但是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如果我们在数量受限的情况下，为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技术培训，用科技的手段，提高人力资本中的质量因素，应该是可以在劳动力成本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有效增进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避免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既要完善应有的国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把历史的欠账给补上，又要注意避免堕入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陷阱。过高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反而会损害有效人力资本的积累。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