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歌

  2009年初，我沉醉于老牌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美好社会——人类议程》，“每一个成员不论性别、种族或族裔来源，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现在，当我读到金融巨子、思想家乔治·索罗斯的《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时，不由得再一次心动。在我看来，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生活”尽管在定义及其描述中相差甚大，但普遍呈现出一种力图摆脱封闭社会、 走进（走近）权利自由并实现和谐共处的开放社会渴求。

  由于索罗斯少年时代是在纳粹德国占领下之后又是作为前苏联卫星国的匈牙利度过的，对于一个个人失去选择自由、并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献上绝对忠诚的不开放的社会有切身的体验，所以他自接触并接受了开放的社会的理念后，便始终在不倦地在琢磨和力求完善这个理念框架，更身体力行，比如探索远离均衡条件下的经营活动，发起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追溯起来，“开放社会”一词，最早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中提出的，而卡尔·波普尔在其影响深远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这个理念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波普尔因此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波普尔在国内也有了一大批拥趸。波普尔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成了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索罗斯正是这批商业天才中，最出名、争议最大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索罗斯来到卡尔·波普尔的门下，成为关门弟子。而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所以，索罗斯在这本社会思想著述的开篇就复述了导师的观点，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

  作为形而上的思想者，索罗斯显然是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他直言，在波普的著作中开放社会理念还发展得不够成熟，他一再强调，开放社会承认人类易犯错的特性，并且接受现实中固有的不确定性。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

  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为此，他直率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对于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这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而这一切正是美国所面对的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这本《这个时代的无知和傲慢》是以批判市场崇拜为立论基石的。针对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经济“真理”：“让每个经济人（个人或企业）自由地去追求他们的各自的个人利益，虽然他们谁也没有在本意上增加社会或国民的财富,但正由于他们一门心思为自己，把一切资源都很有效地利用起来，分工交换，其结果是公共福利不可思议地得到最大的提高”。对此，索罗斯发动了挑战：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观点，但它只对了一半。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但是市场在设计时根本就没有考虑用于增进公共福利。”言下之意，斯密所发现的“真理”的后半段是虚妄的“神话”。但他生怕人们误解和恶意利用，赶紧声言，他的批判没有一点指责市场机制本身的意思，因为“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把市场的“外部效果”修修补补就足以尽其能事，他的眼光是针对着一个开放社会，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全球化的经济，但还没有一个充分的全球市场；而人类面对一个全球市场，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建立旨在管理与调控的全球经济机构和国际法体系。

  索罗斯对市场的理解是彻底现实主义的，也是冷血的，为推动“开放社会”的扩张，他毫无顾忌地对“开放社会”的金融市场发起冲击，积累财富。他的解释是，虽然“血流成河”，但这会让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健康；他也会把钱再掏出来，促使更多的“封闭社会”转化为“开放社会”。但他的悖论是，他越是走近“开放社会”，世人对他推动“开放社会”扩张就越警惕，比如1998年俄罗斯休克疗法遭遇严重危机之时，索罗斯曾想施以援手，而俄罗斯朝野对他非常不信任。另外，各国在“自由地改善目前的社会”的时候，也未必会认同索罗斯所希望的“全球性开放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无论索罗斯采取哪种手段，他的基本原则是世界并不美好，但可以改善。只是，索罗斯提供实现开放社会的蓝图，或者脱离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药方，与其说是一条出路，不如说是一项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