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择偶难和择校难，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难题。

  对于那些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佳丽来说，择偶的取舍经常就是此恨连绵——自取消父母包办婚姻以来，天生丽质们通常都会有两个以上的求婚者。这就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忧愁、痛苦，演绎出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喜剧。如果将文学言语转换成为经济学术语，则离愁别恨则成为“机遇成本”（opportunity cost），即，选择了甲方，就无法选择乙方；或，不愿放下屠刀，就不能立地成佛。

  或许，比丽人择配偶更难的是在中国填写大学志愿：如果第一志愿落空，第二志愿很可能也会落空。高考填写志愿折磨考生，也折磨考生父母，真是一夕数惊，催生白发。之所以越来越多的金童玉女早早便选择负笈远行去欧美留学，受不了高考的煎熬以及填写高考志愿的“生死簿”的博弈，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因。

  英国也有类似的苦恼。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便有规定，考生不能同时申请这两所头牌名校。不过，英国大学中只有牛津和剑桥有此协议，所以对大部分考生并不造成困难。牛津和剑桥规定，只有全优高中毕业生（只能一门的成绩不是“优”）才有资格报考。而我们国内的考生在高考之前，就必须填写志愿，这就添一层变数。

  为了要解决两大经典难题，埃尔文 E·罗斯（Alvin E. Roth）和劳埃德 S·沙普利（Lloyd S. Shapel）两位美国教授提出了市场设计和相配理论（Market design and matching）。根据两位教授的观点，中国考生填志愿难，属于双相选择的困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美国的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大学——想报多少所就报多少所，不用担心被自己心仪的大学拒绝之后便会陷于两头落空的窘境，已不存在填写志愿难的问题。但美国的名校的招生还是留了个尾巴：考生可要求提前录取，但这样就需要赌一次：只能选一所大学，若未录取，就可能被打出常青藤名校之外。

  两教授怎么也没料到，他们会因为这一适用于没有价格或价格受到很大限制的市场的稳定配置理论而荣获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尤其沙普利万没想到会在期颐之年因为近半个世纪之前的理论贡献而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沙普利教授得奖给人最大的启发就是，学者要争取长寿。罗斯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已决定转往斯坦福大学，到美国西海岸去开创一番新事业。罗斯教授已将市场设计和相配理论运用于实践，帮助医学院的毕业生与医院找到最佳相配。

  今年已89岁高龄的沙普利教授，曾在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执教。沙普利是位数学家，但他长于博弈论，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为市场相配理论奠定了基础。1962年，沙普利教授发表一篇大谈如何设计稳定的婚姻的文章。按照他的宏论，即便是男女双方相互并不十分满意，但也能够形成稳定的最佳组合——退而求其次反而是上上策。沙普利教授的理论有可能很高深，但他恐怕并不知道，中国从古代社会开始，就讲究门当户对，并由父母和媒婆共同精心策划婚姻设计和相配。现在看来，从促进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应当被完全否定。在很多情况下，传统思想、传统风俗、传统习惯和传统文化是值得肯定之处，可以取代高深的理论。如果婚姻大事由父母子女共同决定，很可能有助于婚姻的长治久安（浪漫的说法是天长地久）。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但经济学到底不是自然科学，因为科学规则通常是没有例外的，1+1就等于2。但经济学理论的例外太多，因而充其量不过是“可悲的科学”（dismal science）。市场设计和相配理论就有很多例外。比如，即便是法律允许三妻四妾，大多数人也无此财力。相反，即便法律不允许三妻四妾，权贵也经常有外室，并且不会遭遇机遇成本的困境。比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有外室、私生女，而且构成事实重婚，但法国人却不事声张，宽容得可以。在密特朗去世之后，才曝出大量内情，而此时舆论似也早已宽宥了这位前总统。

  再比如，中国高考志愿选择制度确有游戏考生的效果，但也有其他功效，可以使一流考生落入北大、清华之外的一流大学，避免两所超一流大学垄断所有顶尖人才。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少给两大名校拨款，资源向其他高校倾斜，就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或是说，不需要假手经济学也可以解决。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