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方位减轻外贸企业成本负担，促进外贸增长，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有必要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双率”协调，随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考虑通过发行小企业债等多种创新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意识地调控人民币汇率水平，加快扩大人民币结算的对象和范围。

  刚刚落幕的第112届广交会参会人数和成交额呈现“双下滑”，成交的中短订单占绝大比重，我国外贸仍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此相对应的是，短短六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即期汇率五次触及“涨停板”。与多数国家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相比，我国利率尚处于高位，目前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再现2007年时的“双高”现象，“双率”变相失调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伤害。

  外贸出口下滑，除了外需不振，还有订单转移的冲击。受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日本“购岛”闹剧的影响，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326.8亿美元，比上届下降9.3%，对欧盟、美国、日本成交分别下降10.5%、9.4%、36.6%。调研发现，当前产能转移有两种，一类是投资转移，主要涉及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类是订单转移，企业仍留守广东，但新增订单已转移到东南亚各国。监测结果表明，广东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厂迁移，但订单转移已非常普遍，尤其是欧洲市场和日本市场的纺织服装类订单。外贸订单从中国转移，既与国内日益高企的企业生产成本有关，又与中国出口税收相对较高有关。

  外贸事关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商务部分析表明，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尽管我国一直在着力推进经济转型，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取得显著成效，因此，保持现有外贸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必要，在当下，千方百计减轻外贸企业生产成本的负担就成了急务。

  在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低端外贸产品中，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绝大部分取决于企业的产品定价，而外贸产品出口价格主要受总产量、各生产要素及销售成本加成率、汇率的影响。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在对出口产品定价时，必定以经营收入抵补其支出，并且实现盈利最大化。在会计表达式中，主营业务利润由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财务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而主营业务成本按其经济性质主要由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外购动力、工资、提取的职工福利费、折旧费、税金以及其他支出构成。作为流通中的生产原材料与辅料，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和外购动力受上游企业的定价影响。一旦上游产品涨价，下游企业必然要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而本国利率上升就是导致这种成本转嫁上升的因素之一。

  根据企业出口产品的最优市场定价模型，出口价格是本国和外国相对利率以及相对货币购买力（即汇率）的函数，与相对利率成正比，而与汇率成反比（直接标价法）。一国相对利率越高，出口产品定价越高，越缺乏竞争力；汇率越高，出口产品定价越低，越具有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国相对利率和汇率水平决定了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绝对利率水平则可能对企业的现金流和企业的生存产生重要影响。

  企业的出口定价模型表明，要减轻外贸企业的成本负担，就要降低一国的相对利率水平和降低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实现利率与汇率的协调。从目前国内的通胀形势看，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成本高企以及存量货币干扰的影响，后期的物价反弹形势尚不明朗，估计央行不会轻易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那么降低相对利率的途径只有通过诸如改变企业融资方式来变相实现了。而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就是在当前的汇率基础上，央行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阻止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势头。

  为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有必要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双率”协调。这种“双率”协调不应拘泥于那些带有严苛前提的经济学理论，而应随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双高”的策略；在促增长的大环境下，采用“双低”策略；在中间状态下，则视情况不同，相机在两个极点之间搭配。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一国利率高于外国利率，套利活动会导致资本跨境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人民币汇率利率水平高于外国，理应升值，没有贬值的基础。但按实际利率公式，只要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就没有升值的基础；而利率平价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利率相对高企未必就意味着汇率一定升值。大国的利率水平及其变化主要决定于其国内的经济金融环境，如央行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通胀压力、资金使用效率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状况，甚至包括受社会文化影响的消费和储蓄习惯等。同样，大国的汇率也基本不取决于套利资金的流动，而主要受国内经济金融条件的影响，包括产品竞争力、贸易结构、货币购买力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等，同时受国际汇率制度的影响。在国际上，汇率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乃是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总体来说，汇率水平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外贸经济、金融状况是其决定基础，但同时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我国要从自身经济情况出发考虑汇率水平，现阶段需要放缓汇率升值步伐，甚至通过市场干预促使汇率贬值。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渐进趋同，互补性逐渐削弱，缺乏有效的产业结构落差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新的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同类产品竞争将愈发激烈，因此，汇率竞争将是提高一国外贸出口的有利武器。进入后危机时代，为促进我国外贸增长，在利率上可考虑通过发行小企业债等多种创新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拉低企业的相对利率成本；在汇率上既要有意识地调控人民币汇率水平，又要加快扩大人民币结算的对象和范围，全方位减轻企业成本负担。

  （作者系国信证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