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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底线及走向
  • 内幕信息的边界不能任意延伸
  • 非法买卖银行卡的“灰色产业链”
  • 美国陷入或升债务或跌入“财政悬崖”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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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底线及走向
    内幕信息的边界不能任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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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底线及走向
    2012-12-05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易宪容

      未来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新农村现代化的“新四化”构想,清晰透露出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可能有所调整或全面下移,这是把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的客观选择。

      易宪容

      近期有不少分析认为,按照十八大报告设定的目标及“十二五”规划,即将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把2013年国内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7.5%的水平上,这样,既可保持经济政策连续性,也可为新领导集体执政准备一个好开局。不过,在笔者看来,由十八大报告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给出的原则精神,以及李克强同志对以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的再三强调可知,未来经济发展不会走前十年的经济“房地产化”之路,更不会以房价飙升来推高GDP的增长,“去房地产经济”的支柱性应是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开局最为重大的政策调整。因此,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及走向,可能会跳出以往及当前政策思路,以全新面目应对市场与世界,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上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表示的那样。

      在今天,中国经济“去房地产经济”的支柱性,不仅在于让高房价推高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改变(十八大报告所指的GDP增长的中速性),而且还在于弱化企业与个人的住房投资功能,要求产业结构全面转型及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作重大调整。其实,未来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新农村现代化的“新四化”,就已清晰透露出这种转型基本信息。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可能有所调整或全面下移。

      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与过去十年相比,今天的国际国内经济增长条件与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底线全面下移。比如,可以确定的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基本结束,这不仅在于由于制度障碍清除所释放出来的贸易比较优势差不多使用殆尽,更在于2008年美国暴发金融危机以来外需的严重不足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外贸出口由超高速20%以上的增长已降到现在10%以下的水平。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未来几年若能继续保持中等增长水平就已是上上大吉了。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过去十年的GDP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房地产快速发展、全国各地住房价格全面飙升的基础上的。在这十年中,表面上看国内住房市场的价格上涨并不太快,从国家统计年报的数据上看,甚至于许多年份还低速上涨,而政府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住房市场的宏观调控,可是这十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实际价格却是在快速上涨的,各地方政府出于保增长的考虑,房地产市场只要有些许的调整,总会想方设法出台托市措施。而房价快速飙升与房地产暴利,自然让大量各种资源涌入住房及相关的市场。

      别以为当前不少城市的住房市场销售又开始回暖,实际上这种回暖只是与这些城市2011年调整年份的数据相比而言,而从2010年来中国住房市场调整来看,不少城市所反映出的周期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内住房市场只要出现些许的调整,那么不仅住房市场,而且与住房市场相关的行业与产业,必然产能过剩。比如,目前采矿、钢铁、建筑材料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调整就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国内企业“去库存化”还没有结束,通常这会滞后于PPI转折约两个季度左右。所以,估计国内企业去库存化可能延迟到2013年一季度。

      同样,国内二三线城市的住房市场“去库存化”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不仅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国内住房销售还没有走出负增长的阴影(1至11月增长1.2%),而且2011年住房销售严重负增长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浙江、深圳等地,今年起则已逐渐在向二三线城市转移,比如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只是由于中国住房市场巨大,各地差异性极大,而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诸多巨大风险完全被隐藏起来了。如果房地产“去库存化”不能及时完成,那么房地产泡沫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特别是中国的住房市场兴盛至今还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周期性大调整,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更高。因此,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想要来消化全国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需要将以房价飙升带动的GDP增长全面下移,而不是保持现有水平。因为,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巨大风险,尽可能地防范这种风险,并把这种风险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让GDP增长全面下移便是这种现实条件下的客观选择。

      还有,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更多还是增加投资的结果,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通过制度改革来释放生产力所占的比重还不高,这也是何以国内边际资本产出率越来越低的缘由所在。有人计算过,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边际资本产出比大概从2.4上升到了6。换句话说,以前若投资2.4元能增加1元GDP的话,而现在则要投资6元才能增加1元GDP了。在这种边际资本产出递减的趋势下,不仅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会越缩越小,而且也越来越不可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不果断调整,必定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这样失衡的经济结构再不抓紧重大调整,那么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就完全可能陷入长期低迷性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局面。

      再清楚不过,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正面临着整个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转型与重大调整的节点。在这个节点,首要的考虑是把整个经济增长的底线往下移,而这种GDP增长底线的全面下移,就要求国内各地方政府重新审视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彻底改变已经驾轻就熟的经济增长思路,由此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保持在一个不高、但质量有所提高的基点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