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话一点没错。刚刚经历了癸巳春节的国人，在匆匆恢复了上班族的生活节奏后，才过了三周，却恐怕已想不起这个年是如何过的。这倒并非是因为记性变得有多差，而是现在的过年实在没有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东西。网络已覆盖了过年应有的内容，或短信，或电子邮件，或微信，或微博，连电话都懒得打了。当然，话说回来，这也符合礼轻情义重的道理。至于这情谊是否还成色十足，却已没法证实了。好在网络告诉每个人，亲朋好友都惦记着自己呢，这种感觉也还是蛮甜蜜的。只是这亲朋好友的音容笑貌具体如何，则越来越模糊了。

  网络让人际交往越来越符号化，这其实有着某种经济后果。

  交往的符号化并不仅仅是从网络时代开始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物质越发丰富，符号化就开始了。在笔者的印象当中，早年间农村贫穷，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所以过年就显得尤为隆重。一来过年通常会杀一头猪，年前就需要给长辈们送去几斤肉，家里有老人的自然就能收到更多猪肉礼物，也就意味着年后有点肉吃，尽管都是腌制的。二来过年会相互拜年，自家买也好，亲朋好友送也罢，好歹有糕点吃，并且客人来了，按我们当地习俗，少不得有鸡蛋吃。总之，那时候的过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过年起到了改进家庭生活福利的作用，并且对于相对贫穷的家庭，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家庭之间的支付转移。那个时候的过年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经济后果的，不仅能促进消费，而且还能降低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相互拜年促进了家庭之间的交往。按经济学的术语说，这种交往就是社会资本。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再为没肉吃发愁了。对于过年而言，家庭相互之间的馈赠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或者基于习惯，或者基于面子，在拜年的时候，手还是不能空着的，好歹也提上一盒糕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礼物已不再以消费为主要目的，更多是作为一种礼节的符号。也就是说，我去你家拜年，带着礼物去，说明对这种情谊的重视。礼物蜕变为一种符号，一种交往的表征，而不再具有转移支付的作用。同样，去亲戚家，吃鸡蛋之类也不再是出于消费的目的，同样蜕变成一种符号。总之，收入上升逐步让拜年形式化，这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收入上升导致了家庭之间的转移支付功能下降，特别是个人风险通过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化管理，进一步弱化了家庭之间的救济必要性，使得以转移支付为纽带的家庭交往逐渐退化成为一种情谊的表征，这种表征通过礼物体现出来。结果，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这种符号的形式，而不再是这种符号本应有的功能。网络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符号功能。由于不需要转移支付，不需要通过交往来改进人们的消费，实物型符号也就显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反正都是情谊表达嘛，文字比实物更便捷，也更容易展现内心的世界，于是网络提供了人们纯粹文字交往的时代，或者说开启了人们精神交往的时代。当然，这种所谓精神交往，本意是逢年过节时相互问候的一种形式，而网络赋予了这种形式以更具现代意义的符号，似乎人们从物质交往过渡到精神交往，应该是一种升华才对。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未必如此。

  人们之所以更多选择文字交往，看起来是寻求某种精神形式的境界，实则因为文字交往成本更低。既然交往已经符号化，那么不妨寻求成本最低的符号表达方式。按下发送键，大概是无成本的。特别是大量的专业制作问候语，只需要你转发下，群发下，@下，就可以通过网络涵盖你的所有亲友，和传统的走亲访友相比较，网络化交往显然接近了零成本。这就是网络化交往成为社会主流的原因。假如网络化交往所带来的这种成本节约能转移到生产部门，那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假如这种成本节约并不意味着资源向生产部门转移，并且反而可能引致资源的浪费，那么这种交往就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显然，身处网络化社会，人们通过选择无成本的交往方式，所节约的时间并不必然用于生产领域，而是用在了闲暇，而与过去的社会交往相比，这闲暇也同样未必带来更多的需求增加。更重要的是，网络化交往降低了人们相互之间走动的频率，增加了社会个体相互之间的孤立感，看似每人都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但各节点相互之间并没有频繁互动，也就无法形成过去交往模式中所特有的团结规范。结果，网络化交往提高了社会的原子化，降低了个体所赖以生存的亲友网络的密度，自然也就相应降低了社会资本。这也恰恰是普特南在观察美国社会时所认识到的问题。

  所以，当你在按手机发送键时，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流失，这可能损及经济增长，你信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