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手记
交银核心基金经理 龙向东
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增速回落是投资界的热门话题。映射到2季度,则是短期内的PMI回落预示着经济是暂时性短期回调还是中长期的趋势性下降?上述话题的结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步骤的关键。
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高速增长多年之后都会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等速度阶段;转折往往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左右,据测算我国在2015年左右会进入该阶段,所以从经验上,似乎增长速度遭逢拐点是更有可能的解读。
从竞争优势角度的结论也比较接近。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外需发动机实质上是国际分工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简单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而前几年的招工难、简单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表明人力资本优势的逐渐消逝;中国企业在全球购买大宗商品乃至生产商反映了自然资源优势向劣势的转变;而民众对空气质量的高度关注折射的是社会大众对环境恶化的容忍底线。
一系列的变化表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已经开启: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沿海经济大省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下降过程中就业问题并未恶化。无论宏观经济分析还是微观投资行为都必须要适应这一增速的转变。
结论明确之后,转型路径往往为人所关注。经济转型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支持,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究竟是凯恩斯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呢?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更偏向凯恩斯学派,通过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来刺激经济;其短期效果明显,但会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如果公共产品供给再缺乏监督机制,则公共投资的效率更加低下。
如果转向供给学派,其政策效应发力耗时较长,无法做到短平快。短期性熨平经济周期和长期性调整经济结构,类似于急性病和慢性病,需要的药方、剂量各不相同。
当前更加需要的是标本兼治的供给学派,但慢工出细活,市场对其效应的显现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在供给学派主导的背景下,难以观察到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往往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间接性政策工具实施,而非大量使用公共投资等直接性政策工具。
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个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驱动机制需要加以关注。国进民退的微观经济表征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但分析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不难发现,其商业模式是通过银行信贷扩大杠杆来提升ROE,相伴随的是净利润率的下降。想要国有企业发挥功效,就必须持续输血、信贷注水;结果就是信贷规模越来越大,而企业效益是下降的。要实现转型、提升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就必须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改革;前提是不再输血、注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的合理增速,防止信贷总量的溢出效应对国企现有发展模式的放任。
在现有考评标准下,地方政府往往有投资冲动,土地财政是其一大资金来源,也通过融资平台获得信托、理财、债券等渠道的资金支持。如果所投项目缺乏真实现金流,则难以独立还本付息;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已经开始供过于求的背景下,土地财政的格局恐难持久;监管机构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风险,其摸清家底控风险的思路也会制约银行表外资产规模的超预期增长,间接减弱了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长期而言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市政债融资是改革的一个可行方向,市场化定价将为不同资质的地方政府发债主体、不同经营现金流水平的融资项目差别化定价,体现合理的风险溢价;但远水不解近渴,短期而言地方政府在资金约束下难有投资水平的大规模扩张。
由此观之,自上而下分析得出的政策组合(稳健的货币政策、适中的公共投资规模)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目标(提升国有企业效益、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