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

  ⊙禾 刀

  罗伯尔·海尔布隆纳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学统治世界》是他就读博士期间的作品，初版于1953年，距今已整六十载，但重版时作者并没有作太大修订，这倒不是为了追求历史作品的原貌，而是作者对经济学大师们的评价与后来发生的诸多事实高度吻合，所以只消简单地列举一些后来发生的事实。比如作者提到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便在美国“失宠”，而前苏联推行铁桶阵式计划经济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崩溃。不能不承认，海尔布隆纳确实慧眼独具。

  在这本既像是经济学简史，也像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史的著述中，海尔布隆纳着重关注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及恩格斯、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梅纳德·凯恩斯、约瑟夫·熊彼特等一批经济学思想巨人，从市场经济如何突破宗教道德的铜墙铁壁，谈到货币、价值、高利贷、利润、价格、储蓄、人口等诸多问题，中间还穿插大量有关经济学家思想演变发展经历的精彩描写，比如其中就有机联系了乌托邦这样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有趣尝试。

  谈论市场经济，自然离不开亚当·斯密。许多人只知道斯密是经济学的“鼻祖”，特别是他那本有着经济学奠基石之称的雄著《国富论》。实际上，斯密在推出《国富论》前，先前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的道德情操，并因此推出了《道德情操论》。众所周知，经济学的理论原点是基于市场中的理性人，即假设这些理性人都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是，在中世纪，那些市场原始元素往往受制于西方宗教或东方儒家传统的严格束缚，常常被置于道德的背面而广受唾弃乃至饱受打击。斯密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厘清社会道德原则边界，市场才可能真正放下包袱，轻松上阵，服务于社会。或正因这一点，若干年后，逐渐走出道德羁绊的经济学最终才得以独立成科，并发扬光大，朝着“统治世界”的方向奋力前行。

  斯密的道德论主要针对当时市场经济是否正当的认知纠葛，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道德难题始终萦绕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脑海里，那便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中的穷人现象。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穷人是一个相对性且对象并不固定的概念，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收入差别，就可能有富人和穷人之别。

  斯密向来对穷人阶层深表同情。在斯密市场经济理论问世前，社会上通行的见解是，“除非让穷人持续贫穷，否则他们就不会老实地做苦工，而不要求过高的薪资。”对于这类观点，斯密大加挞伐：“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从今天的财富积累程度看，斯密对富人与穷人比例的估计显然过于保守，在现在的一些国际大富豪中，富可敌国者并不鲜见。

  穷人有很多种理由值得同情，在此不必赘述。在同情穷人方面，紧步斯密“后尘”的经济学家比比皆是。首屈一指的当数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者对穷人的关怀不仅充分表现在经济学界，还在政治方面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穷人这一群体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然后摆在富人的对立面，作为革命斗争的动力。相较而言，凡勃伦在关注穷人时，却认为，“下层阶级并非与上层阶级针锋相对”，“他们不想摆脱其上级，而是想让自己爬上那个阶级”。这也意味，在凡勃伦看来，给穷人一个攀爬可期的上升通道，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在个人投资方面曾大跌跟头的凯恩斯，对穷人的关注蕴藏于诸多著述的字里行间，比如在评论通胀现象时他就认为，“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在人口学方面有着独到见解的马尔萨斯曾因反对英国济贫法而备受社会质疑，为此长期以来饱受争议。但事实上马尔萨斯在分析穷人的困难与脱困之道时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海尔布隆纳就坚定地认为，马尔萨斯是一个“道德自制”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地对贫民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仅就这一点，马尔萨斯与茅于轼老人秉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念可谓异曲同工。

  经济学家对穷人的普遍关注表明，虽然并非每位经济学家均会以穷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但对贫穷阶层的关怀怜悯，永远是经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这也是权衡一个经济学家学术道德水准的重要依据。换言之，研究“穷人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重要使命，也是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重要方向。如果说商人的血管里应流淌道德的血液，那么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建设者的经济学家，其道德血液的“浓度”，更直接关系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