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三十九

  上期谈到了人为什么不能不合作，那么，人在怎样的范围内才能有效合作，建立起互信，不必像市场里的交易那样逐笔即刻“结清”呢？历史的观察指明，人的合作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伴随其始终的特征，是“抱团”（groupish）。这个“团”，也许起始于亲子、血亲、姻亲、宗亲之间，一路发展到村落、部族、同乡、同姓、同学、同胞，乃至天涯海角的人。这里且举一些“他山之石”来说明。

  世人常把美国文化比作“熔炉”，其中熔铸成的第一个“族裔集团”当推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裔作为弱势族裔群体，如今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经济收入、身份认定、和生产分配链所处层次的优势，连犹太裔群体都艳羡不已，将之视作楷模并勤加学习。就经济收入而论，爱尔兰裔的中位收入或略低于华裔，但其财富平均值，更别说对社会过程的掌控及生产成果的分配上，华裔根本无法与之比。

  在1840年至1890年的50年间，受到“土豆大饥馑”（1845—1852）的驱赶，爱尔兰人大规模移民美国，有300万之众。爱尔兰约900万人口，300万人饿毙，本土的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世纪之交的1900年，美国的爱尔兰裔达到了500万（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6.6%），超过了爱尔兰本土，纽约也取代都柏林成了全球最大的爱尔兰人居住地。其他如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也成了爱尔兰特色明显的大城市。比如，波士顿著名的NBA篮球队凯尔特人，几乎就是爱尔兰人的别称。

  爱尔兰饥民饥肠辘辘地从乡村投奔到急剧工业化的美国大城市，许多还是文盲，狼狈的情状不难想见。当年（直到现今）美国引领社会的中上层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可用WASP四个字母来表示，AS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缩写，P代表新教，W则是白种之意。从人种分类的角度，爱尔兰人是AS的近亲，但被英格兰人殖民奴役了700年，隔膜深重。一个大分野还在信仰上，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并未随英格兰和苏格兰人改革成为新教徒。基于WASP文化的美国人，移居北美不过早了一步而已，此时却以“本地人”自命，以各种名目压制爱尔兰移民。在解放黑奴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1870年）的辩论中，不少“本地人”主张爱尔兰人虽非有色人种，却是“另类白人”，不配享有新修正案所规定的选举权。

  在生存演化和发展进取中，人群往往是从内部汲取力量和资源，来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定、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念、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力的。爱尔兰裔如何在街头巷尾结成帮派来影响社区，在城市社区结成党团来运动选民，在码头工厂结成工会来分配职岗，在警察局任职以掌控城市警力，在演艺娱乐结成剧社以传播民俗文化的具体情节，很有讨论价值，但这里无法展开。笔者只介绍爱尔兰裔核心力量——天主教信仰和教区（Parish）凝聚向心力和强固竞争力，把他们备受歧视的信仰弱势转换成组织强势的经验。

  许多中国游客在逛纽约时，都会对坐落在洛克菲勒广场旁的第五大道上的宏丽大教堂照相，这就是圣帕德里克教堂，爱尔兰裔和天主教会合二而一的象征。如果说爱尔兰移民归化美国的种种努力是自下而上的话，那么其草根组织资源的核心就是他们的天主教会。面对歧视，爱尔兰裔围绕教区凝聚起来的抱团合作从一开头就占据了竞争高地，其他的弱势族裔群体鲜能相及。在逆境压力下，教会济贫扶困、安抚失业工人、教养失怙儿童、稳定失和家庭，增强教友间的信义，乃至社区的娱乐联谊活动，都依托在教会的互动平台。1840年至1900年，爱尔兰裔展开了“皈依革新”运动（Devotional Revolution），效果非常突出：90%的移民成了勤去教堂敬拜的教徒，而神父和移民的比率增加了两倍多，修女的比率更增加了十倍以上。

  世俗的看法通常认为，神职人员不事生产，是寄生性的，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贡献充分体现在其所凝聚成的“聚合资本”（biding capital）——“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成分——大大降低了团体内部生产性合作和社会性协同的成本。人们也常常质疑信仰的超自然属性是否真实存在，而忽视了信仰更有价值的属性——归属感。单是相信有合作的可能，并不就带来合作的行动。“相信”和“行为”之间必要的一环——“归属”（belonging）是很难形成的，然而缺乏归属感，合作在自利追求的人之间即使有可能，成本也高昂得“不可忍受”。

  爱尔兰裔天主教信仰还带来了“社会资本”的另一个基本成分——“延伸资本”（bridging capital），成为“苦海航行的津渡”，合作得以扩至更大范围。基于遭受压迫的苦难经历，它还把合作资源传递给后来的移民群体，同为天主教信仰的意大利裔、波兰裔、墨西哥裔群体，甚至犹太裔和华裔都得益于它。在今天的美国都市里，“中国城”往往和“意大利城”或“犹太城”毗邻，它们不少是在“爱尔兰城”的旧址上演化而来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