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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经济世界一般不会兑现静态的假定。投资之于经济增长至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也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只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一种互换。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
在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政策重要目标指向的当下,为缓解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作为强势市场主体的各级各地政府,此刻再度拾起了投资政策工具。预计随着以基础设施和项目改造为主要架构的投资政策的陆续出台与落实,下半年的经济指标有可能企稳回升。不过,尽管此轮投资被认为结构有所改良,投资主体也相对合理,但笔者依然担心此轮不乏定向刺激色彩的大手笔投资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变迁史中一直占据着很大比重。直到今天,投资依然是各级各地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依靠。例如,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0.1%。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足见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倚重。用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话来说,中国投资需求潜力依然巨大,支撑投资增长的基础比较稳固,全年投资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相应的,下半年,国家将采取多方面措施,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
依照有关专家的说法,新一轮投资主要是通过增量资金投入,带动资本的存量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其资金只是起引导作用,把更多投资机会让给了民间和市场。相比差不多五年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次的确有诸多不同。投资定位更准确,目标更明确,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此轮投资的目标针对性、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相较于前一轮大规模刺激计划确实有所改善。这是理当肯定的。
只是真实经济世界一般不会兑现静态的假定。首先,看起来不缺钱的有关投资主体,即便是民营资本,其最终用于此轮投资项目的资金依然主要来自于银行信贷;其次,谁来管控投资风险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事实上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再次,今日中国的投资率早已达到上限,局部投资结构的改善,无法改变整体上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也无助于提高投资效率,如若缺乏有效监督与执行,还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收入分配失衡、进一步滋生腐败,加剧环境污染,浪费资源,推高资产价格。
照理,在常态经济环境下,经济是不可以被“刺激”的。质言之,中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本质上不取决于投资或消费驱动,而取决于知识、信息、研发创新等所引致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研发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所谓“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至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或者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最终取决于内生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果说,仅仅依靠资本品的投放就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全世界最不缺资本品的国家就属美国了,而美国在2008年后深陷次贷危机泥沼时却并没有启动一揽子刺激计划,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细究吗?这些年去过美国的人都看到了,美国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早已到了需要大规模升级换代的程度,若是放在中国,说不定早已端出几个“四万亿”投资计划了。可是美国经济的决策者和市场主体非常明白:假如没有基于技术创新的驱动,大规模的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美国这几年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主要采取了“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以及藉由美元本位来恢复金融业的活力,美国经济也因此逐步走出了低谷。
相形之下,2009年以来,我国依靠大手笔投资尽管使自己在全球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但由此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小:挥之难去的通胀阴影、不断推高的资产价格、日渐扭曲的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的内外经济、愈发难控的系统性风险,每一项都是令决策层头痛的高难度命题。
可以说,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难题,既是以往发展模式沉疴的陆续表达,也是经济迟迟未能战略转型付出的边际成本。所有懂得经济发展机理的市场主体都应该明白:投资之于经济增长最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也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其实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一种互换。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增长固然是各级各地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指向,调结构也是适应经济战略转型的基本动作,但落实到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在稳住经济基本面的同时,致力破解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诸多瓶颈,引领经济迈向以技术进步为源动力的发展轨道。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早日形成能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