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就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刚刚获得国务院批准、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际，其他地区立刻掀起了一股申报自由贸易区的风潮。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天津自贸区规划也已经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复；而广东则可能会提出设立南沙新区自贸区方案，规划包括龙穴岛南部、北部和南沙湾三个区域；重庆也正在申请自由贸易区，并已经召开了专家组评审会。此外，舟山、厦门和深圳保税区也都在蠢蠢欲动。

  这股瞬时刮起来的“自贸区热”，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开发区热”。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热潮，自1992年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地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外商工业区、贸易保税区、金融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大量涌现。据统计，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全国除由国家部、委、办批准的开发区达近200个之外，各省、市、县批准的开发区数目高达约6000余个。然而，由于大多数的开发区并不具备相应的开发条件，最后真正成功的为数并不多，反而造成了大量的投资浪费。

  毫无疑问，决策层决定在当前发展阶段启动上海自贸区建设，具有多重的政策含义。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触发点，达到“以开放促改革”的目的。比如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就提出了其“主要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急需找到一个新的引擎和增长点。自去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速正式告别了“8时代”而进入了“7时代”，而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始终未能挖掘出来。

  但各地掀起的“自贸区热”，显然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解和错判。事实上，目前上海自贸区本身就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各项政策和措施的配套体系远未建立起来。比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将涉及十几项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改，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仍不完善。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一哄而上”，一旦遇到国内外经济条件的突然变化，就极可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区热”那样“一哄而散”，其结果就是导致经济波动加剧，浪费现象更为严重。

  事实上，一些地方高举建设自贸区的旗号，其实质上仍未摆脱大投资、大建设、高GDP的发展思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各地政府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从一些地方公布的建设预案来看，自贸区建设规模动辄数百亿、上千亿投资。这些变相的投资且不说合不合理，单就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来讲，就会使地方债务规模加速膨胀，地方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剧。审计署近日公布的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抽查”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12.94%。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到219.57%。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具备自贸区的建设条件。从自贸区的发展现状看，目前全球已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而目前世界上多数自由贸易区通常都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品展示、金融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综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对于一个成功的自贸区而言，至少要具备如下一些条件：一是金融体系较完整。一般来说，自贸区是一个金融支持贸易、贸易和金融互动、贸易拉动制造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持，自贸区就无法正常运转；二是经济基础较为扎实。试办自贸区的地区应具备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产业配套较为完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三是管理体制完善且管理经验丰富。具备对外开放的各种相关服务和管理规则，以及对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的管理经验；四是基础设施较为完备。有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内河航道为轴的便利交通网络，交通物流发达。五是人才条件。要有大量的熟悉国际贸易事务的人才储备。相比之下，我国能够满足以上条件、实现这些功能的港口地区并不很多。当然，自贸区的各种条件也是在发展中会得到不断完善和具备。不过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自贸区的选择自然是首选那些基本具备条件、且具有辐射世界、带动全国发展的地区。

  因此，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应循序渐进，慎重而行，切不可一窝蜂似的一拥而上，遍地开花。只有本着积极稳妥的试点原则，大胆改革，勇于探索，才能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着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