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不饮水，奈若其何？
——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四十四
我们相信，人口变化既然由人类的行为有选择地造成，就不应该是注定的，应能通过积极的自我调整加以扭转和改变。
□孙 涤
上期我们提出要探究，为什么在40年前开始出现人口出生率剧减的趋势？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人类的一段“好日子”，并没有发生过世界范围的战乱、灾变、饥荒和瘟疫。原因何在？简而言之，一系列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造就了这个新趋势。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突破，为人类拓展出宽广的生存空间。其中医药进展的成就尤其辉煌，不但大为降低了婴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长久越健康。这反映在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的膨胀上面：全世界的人口到19世纪初才攀升到了10亿，中国人约占其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增加到15亿（+50%），1950年又增加了60% ，中国人占了25亿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后的50年里更大涨140%，在2000年达到了60亿；2011年10月人类总数首次突破70亿，中国人占了19%。若是增长一如既往，210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200亿。
但是，过去40年来生命池的流入量缩减得更厉害。究其首要因素，是妇女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为降低了。社会的开放和生产的技术，使妇女第一次有了大规模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而她们参与的程度越高，生育的倾向就越低，这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预示的趋势正相反。妇女在教育、就业和收入方面的能力越得到释放，她们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就越为常见。即使结了婚也不愿意多养孩子，科技的进展特别是避孕和节育的技术，给了她们这种选择的能力。这个新的规律在世界上到处都适用。
以总和生育率来（TFR）来度量，我们有太多的数据来证实这个新规律。比如说，1955年，巴西的TFR是6.1，而中国为5.6；到了2010年，两国分别下降到了1.8和1.7，在此期间巴西并没有推行过什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至2000美元后，TFR就开始下跌，在4000至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2011年全世界TFR低于2.1的国家接近80个（1970年仅24国），包括一些非洲国家。作为“产业革命”发轫地的英国，把TFR从5减低到2用了130年，而韩国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
人们通常以为，生育意愿低只是欧美妇女的问题，可目前在东北亚地区，这个矛盾更形突出。例如，2010年韩国妇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我国台湾的TFR的下降更为惊人，到了0.9的水平，在全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里是最低的。大陆的不少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据上海市计生委主任谢丽玲报告，上海市的TFR几年前就已经下降到0.9以下了。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降到了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还高达7，2006年降为1.9，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左右。
这些都在证实，人口变化正面临着“黑天鹅”式的拐点——使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逆转的，往往是为数很少的“黑天鹅事件”。不过，它和突发剧变的“黑天鹅”事件，例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崛起横扫欧亚、中世纪黑死病摧毁人口、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恐龙之类，是截然不同的。这头天鹅从白色逐渐蜕变成黑，更像冰川的移动，缓慢但不屈不挠。许多政府，欧陆的、还有韩国、日本、新加坡，都设法鼓励妇女生育，但效果几乎为零。你也许可以禁止牛饮水，但若是它不要饮，你就是硬按其头强迫它饮，恐怕也难奏效，奈若其何？
当人们热衷于讨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平抑等短期问题，或研判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以日本为例就不难明白。日本经济20年来每况愈下，政策或有不当，但经济熄火的根本，是因为人口停滞及老龄化带来的釜底抽薪。几个基础数据就很能说明日本所处的困境：TFR低于1.2；老龄人口的比例全球最高，达到了23.5%，；支持率（support ratio,15至64岁的工作人口除以老龄人口，即老龄抚养比的倒数）1970年来下降惊人，从8.6减到了2010年的2.6，40年后将一路下降到1.2！结果不言自明，房市再起不来，社会趋于保守，创新活力更是日减。
其实目前的中国，状况不比日本更容乐观，支持率的下降的剧烈程度，和欧盟整体水平是相仿的：2010年还在8.33，2050年就会下降到2.5左右（将低于美国的2.6）。但是同日本和欧盟相比，我们的基础却薄弱得多，“未富先老”的担忧，绝非过甚其辞。
笔者不是人口学的专家，只想就三个方面，来谈谈个人的观察，并附带政策建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1. 阴阳失衡；2. 老无所依；3. 从口到手到脑到创新如何提升人的素质。我们相信，人口变化既然由人类的行为有选择地造成，就不应该是注定的，能通过积极的自我调整加以扭转和改变。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