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基金投资部执行总监，南方成份、基金天元基金经理 陈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国企改革也再度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二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阶段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股市的大发展，实际上也真正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拉开序幕。在这二十年中，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或通过改制上市、或通过并购重组逐步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达经济体增速缓慢甚至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从高位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调结构刻不容缓，在这种外部环境低迷、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向纵深推进、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重新焕发出增长动力显得至关重要。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一大显著特征是相当一批业绩堪称优良、盈利能力（以ROE指标为例）突出且稳定的国企上市公司，其估值水平处于全市场的最低端，部分行业的估值水平甚至处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最低端，例如我们的国有上市银行平均市盈率不到7倍、平均市净率不到1倍。估值水平代表着数以千万计投资者的内心预期。如果能让构成资本市场利润绝对主体的国企板块估值提升，就将使得资本市场摆脱长期低迷状态，十年上证指数涨幅为零的尴尬局面也将彻底改观。

  在个人看来，如果下一阶段国企改革能够在以下几个“责、权、利”方面给市场带来良好预期、推出确实有效的举措，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第一，完善国企考核方式，加大市值考核在上市国企中的考核权重，这是关于“责”的方面。市场为何偏好给予非国有企业普遍更高的估值溢价？原因之一就在于市场认为非国企的控制人、管理层更加重视市值管理，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为了避免一则不实、不利的公司传闻给公司股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连夜召开电话会议或通过媒体澄清，可以专门向投资者路演解释，但是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就不多见，至少说明其对市值的重视程度是有待提高的，或者说明其给予市场的考核导向是不够清晰透明的。市值考核当然不是万能的，也必然有其局限性，但股市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资金资源配置市场，其发出的价格信号和展示的发展趋势无疑是有相当合理、科学的成份在内。

  第二，突破思想桎梏，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这是关于“权”的方面。应该说，经过20年的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国企今天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原来在经济欣欣向荣、蛋糕可以不断做大的过程中不易暴露的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开始逐步显现，如果说前二十年的国企改革基本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么现在要解决的更多是“从慢到快”的效率问题，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一招鲜”已经很难吃遍天，必须“招招快”才能不淘汰。而市场反馈慢、决策链条长、执行效率低正是大量国企存在的重大短板，究其原因，跟企业的自主权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

  第三，完善激励机制，让国企经营者的管理“风险—收益”比更加科学，这是关于“利”的改善举措。国资委在2008年出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试点办法，但是5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只有很少数量的国企试行了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而且还依然需要履行“一事一议”的试点报批程序。这也造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一大奇观，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板视股权激励为管理企业之法宝，管理层对股权激励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国企上市公司视股权激励方案上报审批为畏途，认为不会批准试了白试。如果能对这种现象进行制度上的完善和改进，必然能够激发出更多的企业内生增长动力。

  当然，国企改革绝对属于宏大命题，绝非本文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的，笔者通过多年接触国企与非国企上市公司群体，确实也有以上基于实践的感想和体会。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央在十八大以后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在简政放权、资源要素定价改革（例如成品油定价机制）、放松民企准入（例如金融改革）等等方面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市场化导向更加明确，所以，我一如既往地对国企改革未来充满信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三中全会一定能够带来新的改革举措，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

  （C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