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波与证监会谁更专业

  （上接A1版）

  光大证券理应在《策略投资部业务管理制度》中规定策略投资的原理、原则和操作模式。但这不等于，乌龙交易后的对冲操作就是按照既定计划或制度执行的交易。倘要证明它是“中性策略”的组成部分，需要以下事实成立：在乌龙事件发生前，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份股以及72.7亿元的实际成交，下午合计价值57.95亿元的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以及180ETF、50ET，都在“既定”的“中性策略”安排计划或数学模型设定之中。这显然滑天下之大稽。另外，公司制度当然也存在灾难处理和纠错应急要求，但不等于应急措施可以违反法律，便宜行事。

  综上，乌龙交易是一只错单的“黑天鹅”，而不是既定的策略投资计划的常规执行。当日中午的“碰头会”及下午的对冲交易，具备利用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除非杨剑波能够提供充分给力的抗辩事由，或可阻却内幕交易的违法性，从而免除违法责任。

  余论

  从全球立法趋势看，传统上基于受托义务的信赖关系理论，已被更广泛的规范市场秩序的信息平等理论所取代，成为内幕交易立法与实践的主流。我国证券法的立法精神与证监会执法实践，也强调打击内幕交易的目的在于保障信息平等，维护市场三公运作与投资者信心。

  如果纠结于理论认知与技术环节的争议，恐怕本案案情永无休止，再加上立场与情感要素，更将一地鸡毛。跳出本案一隅，我们所处的市场阶段，乱象纷呈；比观中外古今，监管执法向来存在大量的边界模糊、是非交织的地带。经过此案，监管执法究竟是返回简单执法，机械行事，回避矛盾，大事化小的老路上，还是恪守“从严不从宽”，“就高不就低”的新政路线？无疑考验着监管者的勇气与智慧；对于杨剑波方面，如何秉持专业，据理争辩，也在考验其智慧。

  （作者系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会计学博士、金融法学博士后、伦敦商学院金融硕士，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