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二战以后全球主要经济政治模式或许就是中东提供能源供全球消费和经济发展之用，全球后发经济体依靠制造业从事出口以拉动经济，而美欧尤其是美国则扮演最终消费市场的作用。这个模式大约运行了60年，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显示了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巨大弊端。而近年来由于日益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和未来能源供应结构的变动，这个模式或许将最终彻底瓦解。

  这种经济政治模式曾长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有效运行的动力。美国为全球提供资金和技术，那些战后百废待兴的地区、后发经济体，以及稍后的“金砖”等新兴经济体，则利用主要从美国流出的资本和技术，从事制造业生产。而由于技术的学习效应威力巨大，各个后起经济体均无法消化自身的制造业的产能，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又为这些产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这个世界经济运行模式有几个前提：全球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元为全球经济运行提供基础支持。二战后初期，这个模式迅速让欧洲复兴，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终消费市场。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模式还促使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则造就了亚洲四小龙。最近二十年来则推动了新兴经济体GDP的快速扩张。但是，因为这个模式是以全球生产、美国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因此造成如今的全球经济结构畸形，即严重的不平衡。当今全球有近200个经济体，在黄金已经不可能充当国际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靠美元履行了这一职能。而由于“特里芬悖论”，全球需要美国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足够的美元，但是美国贸易逆差过高、美元过量又导致美元贬值，结果反而也伤害了那些拼命想向美国出口的经济体。

  全球已经在五年前的危机中深切意识到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G20峰会这些年来多次主张转型。只是五年来全球转型之路坎坷，始终没有质的进展，各经济体所能做的基本上只是在修补旧模式。因此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复苏不强劲、不平坦、时有波折；欧洲再被债务问题所困；日本正在做一项从来没有过的试验；而新兴经济体增速趋势性下降，成为重要风险来源。这些，是已经被人们认识到的风险。

  而如今全球地缘政治正在聚集可能给各经济体带来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二战以后，虽然有冷战的存在，但是国际主流的经济制度是由美国主导的。然而，美国为了维护这一运行了六十年之久的政治经济环境已经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国力，光是“9·11”以后美国为了反恐就花费了万亿美元之巨，美国的债务上限数十次的提高，成了美国国会两党对峙的主要焦点之一。所以，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在全球战略中实际上奉行的是收缩战略，采取遇事一般不出兵、不干预或者是少干预的政策。正是由于美国在国际冲突和潜在冲突中实际上奉行的是退缩的政策，因此必然会留下权力真空，各路势力必然要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空间，所以，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去年底到目前的中东和伊拉克局势的突然变化，就是最直接的反映。

  地缘政治风险，首先将改变全球的能源布局，进而冲击全球经济自战后以来的运行模式。美国由于页岩气技术的成熟及其开发，已经从能源进口大国变身为能源自给，未来还可能成为能源出口大国。而俄乌局势，让欧洲铁了心采取能源来源多样化的战略部署，减轻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不再受制于单一的能源供应。由于能源开发不可能短期见效，所以欧洲采取能源多样化政策，未来可能是主要希望从中东各国进口。

  但是，中东和伊拉克最近局势的突变，让中东的能源供应平添了几多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中东原油供应在全球供应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那么，未来全球的能源价格可能会有惊人的上涨。正如以上所述，由于力不从心，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改行退缩战略，那么中东的稳定、国际原油航路的稳定，可能都会存在潜在的风险，也会加剧全球原油价格的上涨。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退缩战略和能源自给，将利于其经济复苏；而俄罗斯则由于各用户的能源多样化战略而充满了变数；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将会因美国的战略退缩以及中东现时及其未来潜在的变局，而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受制的莫测风险。

  欧洲曾经在2007年前后饱受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痛苦。如果未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原油价格大涨，欧洲会再次面临通胀的威胁，虽然这将摆脱目前盘旋在欧洲的通货紧缩的风险，可由于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届时滞胀风险或很大。

  如上所述，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不得不在部分地区战略收缩，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正骤然升高，未来还会继续上升。中东地区动荡局势眼下还不见任何趋缓迹象，国际能源价格或会大幅上涨，这对于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经济体都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