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贷款能否向“三农”及小微企业倾斜，归根到底取决于其与“三农”及小微企业的合作基础、合作格局、合作机制、合作风险和合作前景，并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地位、资产规模、财富效应、客户结构、商业模式、经营风格和管理能力等因素的约束。而由于市场对相关政策的方向性误读与情绪化误解，货币政策工具效力因商业银行行为的“悬空”或“踏空”而失效， “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很可能在喧嚣、热闹之后变得更为脆弱。

  银监会本周一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将“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从“分子”项中剔除。此前，央行亦以“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为依据，实行了二次“定向降准”。此举昭示了信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管理主张和坚定决心，市场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增长预期。不过，现在需要格外警惕的是，由于市场对于相关政策的方向性误读与情绪化误解，推向热点中心的“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可能走向更为无奈、更脆弱和更具虚脱的尴尬甚至危险境地。

  有人认为“调比、降准”就是调整贷款结构，能增加“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形成“实施货币工具（或监管手段）→释放流动性→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的思维逻辑。以为只要政策出台，央行出手，资金就会哗啦啦流向“三农”及小微企业。有人还进一步分析认为，贷款资金是流动的，任何一笔贷款都有期限并需要回笼，因此担心“调比、降准”对于调整贷款结构的效果与作用会大打折扣，出现了以热闹替代理性、以模糊替代清晰、以混浊替代层次、以心动替代行动的倾向。

  从监管手段和货币工具作用方向上来分析，“调比、降准”与调整贷款结构本质上不关联，甚至可说是两码事。“定向降准”是相对于“全面降准”而言的。“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只是确定“定向降准”的依据。它本质上体现的是“定向流动性宽松”，而不是“定向贷款”。同样，调整存贷比计算指标中的“分子”项内容，其产生的是“政策流动性空间”，商业银行对于“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有了不受存贷比“笼子”控制的“特别空间”。可是，“调比、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和“笼子”之外的“特别空间”，用什么方式、走什么路径、靠什么手段去使用和运用，却不是“调比、降准”所能为的。从4月开始央行先后两次“定向降准”，市场增加了约3000亿元基础货币，并带来金融机构约17600亿元的信用创造能力。这些释放出的流动性和信用能力，与哪些实体经济结合，采取什么方式结合，依据什么标准结合，结合到什么程度，涉及商业银行行业、客户发展策略，与“定向降准”没有必然关系。“定向降准”的“因”结不出“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加的必然的“果”。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就是部分商业银行在选择合作客户中的流动性条件变得比以前宽松，而且会因为对于未来货币政策工具的某种预期，有了主动选择“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动力。

  近年来，我国货币管理工具与手段呈现多样化、多层性和多维度的新趋势。在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再贷款三大传统货币工具同时，还加大了诸如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TSL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等货币工具的创新和实践。但是，任何一种货币工具都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具有特定的“主导功能、过程张力、作用支点、有限效用和力量边界”。货币政策工具之所以存在若干中介目标，正是基于不同货币工具效用的有限性、单一性、局促性和层级性，不能无限放大其功效、范围和作用对象。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和效力，就是调整流动性和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当然还会存在一些共振和外溢效应。因此，它不是解决“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脆弱化困局的实施主体，它能引导但不能承担贷款结构调整的主角。如果社会预期盲从放大、模糊和错位其效力，只会加重“热闹中低能、长大中退步”的生态环境异化，并滑入“盲人骑瞎马”的险境。

  市场对于监管政策的误读误解，至少会带来堆积市场中的失望情绪、错失调结构的“窗口”时机、模糊实践上的市场目标三方面的负面效应。在“定向降准”被误导为“定向投放”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与“三农”及小微企业的结果期待，会形成强大反差，并由“反差”演变成失落与失望的狂躁情绪，产生“幻觉”，最终弱化、抵消货币政策工具效力。在“调比、降准”就是贷款向“三农”及小微企业倾斜的预期下，基础性、机制性工作反而被“热闹化、粗糙化和过程化”所代替，调整和优化贷款结构的有效“窗口”时机在无形丧失。“羊毛出在猪身上”和“种瓜得豆”的思维混乱与认识“叠影”，还使得监管手段和货币工具的目标与对象、方式与效果、传导机制与运行效率等关系变得模糊和扭曲。

  任何监管手段和货币政策工具都会带来若干种市场预期。问题是，只有充分体现监管政策和货币工具本质属性、目标方向、内在功能的市场预期，才有意义和作用。而当下由“调比、降准”所形成的对市场贷款结构调整的预期，则背离了这一点。

  商业银行贷款能否向“三农”及小微企业倾斜，归根到底取决于其与“三农”及小微企业的合作基础、合作格局、合作机制、合作风险和合作前景，并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地位、资产规模、财富效应、客户结构、商业模式、经营风格和管理能力等因素的约束；还与变化中的成长要素，比如财税政策优惠、产业资源倾斜、市场空间创造等，紧密相关。需要综合考量、动态选择、择机而行，真正实现适应性、协调化和互动式发展与合作。在此过程中，不同商业银行以及同一商业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与“三农”及小微企业的合作具有不同的内容、层级和方式。这种发展和合作的差异性、层次性和阶段性的矛盾，靠监管手段、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解决和平衡，需要以商业银行层出不穷的创新和实践为基础、为主体、为动力和为支撑。认不清这一点，货币政策工具效力就会因为商业银行行为的“悬空”或“踏空”而失效，当下处于政策热点中心的“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就很可能在喧嚣、热闹之后变得更为脆弱。

  在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未来经济将面临亮底式考验，迫切需要对一些基础性和原理性的问题、关系和事实，重新梳理、认识、构建和完善。在经济处于上升和宽松时期，这些可以被忽视、被弱化、被反复甚至被颠倒；在经济下行时期，则需要正本清源。这是尊重和敬畏市场规律的科学态度，也是衡量我国金融业行稳致远、创新务实的基础尺度。

  （作者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