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艰难命题，并非既有策略组合应对经济下行遭遇边际作用递减所产生的增长疲劳难以修复，而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既定经济方针由于结构性改革缺位而面临太多约束条件。决策层务必在稳步推进减杠杆的同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降低民营资本的投资准入门槛，引导资本流向有效率的经济系统；同时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投入，有序推进高端制造业走出去，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截至昨天上午，29个省市自治区已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除河南、青海两省外，其余省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在挤掉水分之后，全国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速与其年初提出的增长目标相比，均有一定差距。在有效经济增长已成施政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在上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必须保证完成”的政策基调下，预计各省市下半年会陆续出台与微刺激有关的各种稳增长政策。

  若是放在3年前，笔者对7.5%的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如期完成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其时各级各地政府的经济政策思维里依然浸润着浓厚的凯恩斯主义思维，在应对经济下行的策略组合中，投资作为经济热启动的不二选择，必定会高举高打。但在今天，当各级各地政府均难以找到有效求解超级难题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微刺激演化成“名微实强”，如何面对天量的存量债务，如何防止系统性经济风险大面积爆发，继而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显然是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急务。

  中国经济在走过2003年至2007年的黄金周期之后，自2008年初至今的6年多里，由于受到内外经济失衡的诸多约束，不仅既有增长动力衰减，潜在增长动力不多，而且由于过去30年经济增长沉疴的不断累积，致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笔者曾说过，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的某个时候出现增长疲劳，以至于政府对其“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尽管民众会感到非常不适应，但这很可能是真实经济世界里的常态。当然，如果中国自1995年开始启动的经济战略转型能在未来五年取得实质性突破，从而引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质的跨越，即便经济跨过了“刘易斯拐点”，中国也会在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将经济增长顺利切换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内生性增长轨道上来。

  但是中国经济在错过了2003年至2007年这段极为难得的转型时间窗口之后，其后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由于反应过度并暂停了深层改革，带来了其后五年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修复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后遗症。直至今天，当中国经济处于所谓的“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消化期时，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各地政府，均深刻认识到若再不下定决心清理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措施带来的长期隐患，中国经济根本谈不上有效增长。

  大约从去年6月起，西方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概念，从他们的叙述来看，这个概念大约包括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金融领域去杠杆化，致力调经济结构这么三个内涵。照这个逻辑分析，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即使受到外部冲击，也不可轻易启动刺激计划。决策层尤须保持相当的理性，适度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释放。各级各地政府如果撇开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略不顾，在没有对宏观经济作彻底体检并拿出有效应对药方的情况下，动辄举起投资大旗，注定是次优决策。而这恰是如今中国政府面临的两难：在最讲究约束条件的经济世界里，政府一方面无法容忍经济一味下行，但也极为忌惮过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后遗症，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既不能不出手，又不能出重手。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艰难命题，并非既有策略组合应对经济下行遭遇边际作用递减所产生的增长疲劳难以修复，而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既定经济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由于结构性改革缺位而使得稳增长所采取的相关政策面临太多的约束条件。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渐进式改革周期业已结束，原先的改革支持者成了巨大的获益者之后，已成了新一轮改革的阻力。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恐怕难以得到有效遏制，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始终无法提高提供公共产品的热情，不仅如此，而且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还呈现过度下移的趋势。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化，致使为了短期的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也仍然不够彻底，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

  其实，克服中国经济改革的瓶颈，思路已经很清楚，无论是减杠杆、去产能还是加强国有资本改革，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还是清理影子银行业务，既是对过往经济增长沉疴的一揽子清理，也是为下一步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空间。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如期实现，或者由于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大打折扣，实际上也是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中国其实也并不缺能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活力的微观主体，亦不缺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民间力量，真正欠缺的，是确保经济战略转型的平等竞争环境。例如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应该在消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利益集团对于关键领域改革阻碍的基础上，纠正业已被部分扭曲的市场化进程，构建真正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因此，决策层务必在稳步推进减杠杆的同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降低民营资本的投资准入门槛，引导资本流向有效率的经济系统；同时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投入，有序推进高端制造业走出去，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