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融资市场中“既难又贵”的现象，是在金融生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融资对象不断“板结化”及“被板结化”，是个基础和内生的因素。由于存在足够多无效率的资金空转力量、对象和环节，货币派生信用的乘数效应被扭曲和放大，遂产生了以债务泡沫为基础的M2泡沫。因而，增强和提高金融生态土壤的“富氧化”程度，活化融资对象这一市场主体和细胞，是突围融资难、融资贵困局的方向性、长期性和基础性工作。

  据央行报告，上半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年初增加10.57万亿，同比多增4149亿。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增长14%，同比多增6590亿。M2与GDP之比已越过250%高位。这组数据均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然而，在市场流动性充盈并持续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尤其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依然，有些领域还变得更为窘迫。金融货币体超然于实体经济体不断长大的现象，古今中外，实不多见。

  有人认为，这是经济转型期间“货币代价”的阶段性产物；有人分析，这是融资市场长期积累的债务数量、期限、品种和利率等结构错配的必然反应；又有人说，这是传统体制性弊端遭遇新生市场力量冲击需支付的过渡性边际成本；也有人强调，这是金融业粗放经营生态惯性调整和校正中应有的条件反射，等等。虽然认识维度不一，但共识则高度统一：随着宏观政策、发展环境、管理手段和经营方式的调整与变化，这种现象一定会得到改善并理性修复。同时，对当前融资市场中“脱实向虚”的趋势性危害不能小视。若任其蔓延，将使我国金融运行陷入“以卵累物”的危境。国务院“新金十条”的出台，就很能说明问题。

  笔者认为，融资市场中“既难又贵”的现象，是在金融生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而融资对象不断“板结化”及“被板结化”，是个重要、基础和内生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市场融资对象选择的单一性、单向性，及由此所共生的依赖性。受体制与机制、理念与文化、传统与习惯、监管与考评的综合影响，商业银行形成了形式上开放实际上封闭的运行体系，构成了资金向特定领域和特定对象流动的强大惯性、依附路径和固有模式，这使得商业银行的选择实际上成了无选择或不选择，随之前提性压缩了融资对象的空间，导致融资市场的“入口”板结。于是，中小微企业就被“板结”在了入口之外。二是融资对象自身吸附资金“弹性”的变异和弱化，出现资金“回流”怪圈。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IPO和增配股的资金，在“实体和虚拟”两个领域的利润率倒置诱惑下，以存款或投资理财形式重新回流到了商业银行的资产或负债业务之中。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各类融资对象利用时间差、地域差、市场差和不同银行差不断腾挪，当起了资金“掮客”。形成甲银行借款到乙银行存款，甲地贷款到乙地存款的资金“空转”景观。这使资金与实体经济的“连接面”出现隔离式“板结”，以贷款形成的债务性资金根本流不进去。三是融资市场对于僵尸企业的背向式融资，不断固化融资对象的“板结”程度和生存根基。僵尸企业对于融资市场需求的刚性压迫，形成了对融资资源的无效率占有和绑架式损耗，出现“钱到地头死”，这自然使得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变得更为艰难。

  融资对象的“板结化”或 “被板结化”，必然造成虚高市场M2。由于存在足够多的无效率的资金空转力量、对象和环节，货币派生信用的乘数效应被扭曲和放大，产生了以债务泡沫为基础的M2泡沫；融资目的变异。融资对象获取资金后，在市场不同收益率诱导下，选择标准从“以物生钱”变异成了“以钱生钱”， 新型资金“食利者”的大量涌入，人为拉长了融资链条，资金价格在层层“转手”中被抬高；挤压融资空间。金融机构对于特定对象选择的固有思维、习惯行为和依赖路径，无形中又形成了对于其他融资对象的另类标准和排斥条件，积累市场风险。融资对象的“板结化”，使得资金配置效率弱化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除了无效占用资金资源外，还堆积起了越来越多无法覆盖债务成本的泡沫资产。

  融资对象“板结化”或“被板结化”现象，是我国金融生态面对日新月异的经营环境，变化管理不够的结果。在优化融资结构的目标中，金融机构过于偏重自身利益选择和行为效果的短期性，形成融资对象的单薄性和依附性，以及因为担心、害怕风险事件暴发，融资行为的被动性和被迫性。这暴露出金融生态和实体经济生态的动力融合机制，存在背离市场精神的“后天”性缺陷。而监管部门过于关注市场热点、焦点，放松或忽视了对基础性和渐生性因素和内容的管理与引导。对于上市企业的IPO各环节，管理细微。但对发行股票融通的资金使用，虽有规定，但执行中变通的尺度较大，且边界模糊。

  在社会财富增值过程中，资金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领域的流动，再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领域的循环回流，本来是一种必然和规律。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价值符号的资金，其存在的意义不仅是流动，而要实现从资金端到资产端两种形态的转换或换位，以此带来比原先更多、更大的资金。既然“资本+活化劳动+实体物质”的结合，是社会财富产生的基本形态，那么解决融资对象的“板结化”或“被板结化”，就需做好“松土”、“施肥”、“浇水”和“深耕细作”工作。从放开融资对象的身份平等、机会均等上，形成大小企业无别、国企私企一样的融资条件、标准和环境。

  所以，若能真正开放融资对象的选择空间，使市场参与对象足够多样化，从优化融资对象的市场生存能力上，形成充分利用资金资源杠杆、撬动财富增长和生长的崭新格局，融资难就能缓解。若能真正筑造创造财富的有效市场主体和活力细胞，增强财富生长源头的“弹性”，最大限度地释放财富效应，挖掘财富潜能，从完善资金端向资产端紧密结合的环节上，就能形成效率优先、有序不杂、有度不乱的运行流程和约束规则，打开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的大小通道，减少和截断“资金追资金”的回流渠道。以资金流动的有效性，压缩人为拉长的融资链条，通过降低社会资金的平均成本，挣脱融资贵的束缚，从调整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方式上优化发展和合作模式，实现速度换挡向动力换挡的转变，就能真正形成资金追逐、融合实体经济的内生力和外张力。

  不断增强和提高我国金融生态土壤的“富氧化”程度，活化融资对象这一市场主体和细胞，是突围融资难、融资贵困局的一项方向性、长期性和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