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辰

  表面上看，反腐败使一些原先充满“活力”的企业营收急剧萎缩，但目前的阵痛期却也是恢复期，有望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健康的成长。反腐能促使我们去全力营造更公平的发展环境，能促使各级官员在更大程度上改变行政方式，减少设租寻租行为。

  什么叫对腐败的零容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有了深切的感受。与此同时，对不少人来说也感到了某种不适。

  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严格限制三公经费等反腐政策频出。随着反腐如火如荼的推进，各地官场震动频发，不仅落网了不少“小苍蝇”，更揪出了诸多“大老虎”。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近50人。而恰在此时，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在悄然放缓，年内诸多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增长低于预期。于是出现了反腐败矫枉过正的舆论。这种论点认为，高强度的反腐败从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增长。果真如此吗？

  表面上看，反腐败使一些原先充满“活力”的企业营收急剧萎缩，并波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行业。如部分高端餐饮经营惨淡，或降价、或裁员、或面临倒闭；高档私人会所悄然闭关，无奈转型；国家烟草局发文限制“天价烟”，烟草销量大不如前；茅台与五粮液价格直线下滑，与之同步的还有它们的股票价格；各类政府会议规模减小，公款举办的会议比例也不断降低；政府购车限购限排，公车私用行为大大减少，此前明目张胆的各类公款旅游也大为收敛。

  要想弄清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先了解腐败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广义的定义为：腐败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

  所以，若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目前的阵痛期却也是恢复期，有望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健康的成长。反腐能促使我们去全力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能促使各级官员在更大程度上改变行政方式，减少设租寻租行为，还能促进经济效率的真正提升，以及简政放权等政策的落实，能降低交易活动成本，极大地释放私人部门自发的经济增长动力，事实上，反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粗放、粗暴的发展方式。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大方向。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大踏步前进，但细加剖析，改革开放仅仅走过了30多年的进程，经济体制与政治体系还有不少关系尚未理顺，而纵观中国走过的历史阶段会发现，我国摆脱皇权专制主义也不过区区百年。在那些并未走远的专制集权年代，资源配置往往是与权力相挂钩，权力过大便有可能成为一种牟利工具。时至今日，这种思维还潜移默化地在历史积淀中不时发酵。在这种社会潜规则的影响下，只要有机会，人们总想走“捷径”，这成了滋生钱权交易的土壤。

  历史证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好的方式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各类腐败的恰恰严重制约了这一规则的运行，有权力的人代替了市场去配置资源，使得很多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得不到更好的资源，造成资源浪费，更糟糕的是带坏了社会风气，捷径的存在使得人们放弃提升自我，很可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效率低下。最为明显的例子或许就是资源大省山西省了。权力过多地介入资源配置滋生了愈演愈烈的寻租行为，使山西成了在反腐行动“大老虎”落网最多的地区。

  我们都知道，工程越大，前期企业所要花费的腐败隐性成本便越高，造成的后果不仅仅包括资源配置不公，高企的腐败成本很可能造成企业的员工福利大幅缩减，不仅不利于企业开展更多投资项目，同时还抑制了社会的消费和投资。由于投资所得的福利是间接进入了贪官的钱包，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会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此外，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运营资金的紧张使得企业有可能偷工减料，进而产生豆腐渣工程，甚至影响到政府的诚信。

  从制度建设上说，反腐也在倒逼政府行政管理的改革。政府监管不可或缺，但不应把资源配置置于权力之下。政府该做的，是调整好宏观层面，给市场良好的环境以及充分的自主，以市场机制淘汰效率低下但享有特权的企业，让更多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兴企业获得存活的机会。若能如此，则不仅有助于消除社会上那些想走捷径的浮躁情绪，机会的分配也将更平等，经济发展红利的分配也将更均衡。而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也必能得到更有效更快速的调整。

  想一想，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正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利好因素么？

  （作者系海峡资本主管合伙人，著有《日不落帝国金融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