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八十二

  □孙 涤

  只要寻租和收租方便之门洞开，公务员得以滥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人们本能的贪欲就会不受节制地膨胀，官场就成了陷人入罪的大染缸，不可胜计的人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激发国民道义情感，建立问责体制，先进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取法。

  本栏上期以预期效用来计算贪腐的“效益”，得出了荒唐的结果。其所以荒唐，不在于它遵循还是违背了自利最大化的理性原则，而在于背离了人类千万年来合作竞争积淀下来的道义情感的底线，违反了人的良知——根植于人类内心的合作规则。因为贪污就是犯罪！人们憎恶贪腐的道义情感而非理性计算，是希望所在。

  人们有权问责官员，他们负有更高的正当性义务。与偶尔到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不同，贝克教授对维持校园秩序理应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道义责任；同理，官员们也该比一般民众尽更大的责任维护公权力，否则应招致更严厉的责罚。笔者以贝氏方法为例证，完全没有贬低教授人格的意思。正如在芝大完成博士学位的好友文贯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年芝大校园仍旧秩序井然，很少有违规乱泊车的现象，可见大多数人还是把“外部效应”看得很重，并没采用贝氏的理性计算法。而很多行为科学实验也证实，常人的良知普遍存在，即使偶尔出格，也是很有限度的。

  有个实验是这样来进行的，让被测试者在5分钟内速算20门加减题，设计难度是平均只能做对6题，然后按答对的题数给予奖励，如做对一题给1元钱。结果发现，让被试自报答对的题数时，他们声称答对的题数平均为8，只多虚报了2题左右。当实验确保被试者真实情况无法被验证（如被试能把答卷销毁掉）时，被试的虚报数平均是9题。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主持人提高奖励，譬如答对一题奖励增加为2、3、5……元，虚报数并没有随之增加。当奖励金额增至15元时，虚报数甚至略有回落，回到了2题左右。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内心自有一杆秤。即使都有“胳膊朝里弯”的自利之心，也是适可而止，“打打擦边球”而已。这杆秤，就是人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在中国话里常常被描述为“良知”。只是这种“良知”与“市场理性”所预期的并不总能合拍。

  为什么官员哪怕是职级相当低，短时间内能敛得千万巨资？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视为就业首选，一个初级职位往往有数千人艳羡而争相竞聘？ M级、G级贪污的诱惑，超过了常人一辈子（甚至几十辈子）的收入，令固有的“良知”为之夭折。所以说，若把对不正当行为的道义反感摒弃在“理性计算”之外，纯然用狭义的自利最大化原则来计较孰利孰弊，不但反贪无望，官员们不可能“得救”，贪腐的规模只会有增无减。

  我有个亲身感悟，也许可用来佐证此理。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深圳发展银行服务，加班后返回时已近午夜。半路上突感肚子绞痛，急欲上洗手间，赶忙回到住处——在罗湖银行总部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租赁的单居室，却发觉早晨出门钥匙忘在了屋内。强忍腹痛我只得求助门卫。请他们帮着找锁匠。锁匠在半夜被吵醒，把上门服务的费用加倍成两百块，不过倒是二十分钟内就赶到了。那二十分钟真要我的命，锁匠见我形状狼狈，立即作业，不到十秒钟门锁竟然就被打开，令我惊讶不置，顿时不觉得肚子疼了。10秒钟劳动难道值两百元？锁匠颇有些尴尬，生怕我不愿付账，我忙说账自然照付，只是这锁怎么这样不顶用，一面看着那把构造看来相当复杂的房门钥匙。锁匠对我解释，锁本来就只防君子的嘛，开锁看起来费手脚，是为了使客户们看了觉得我们的服务还物有所值。不过话说回来，锁并不是没用。世上一百个人，两个人不需要防，他们说什么也不会偷；两个人防也没用，不管用什么锁，他们也要偷；不过对余下的九十六个，加没加锁、锁难开不难开，可就不一样了。

  这话对我不啻醍醐灌顶。我在银行服务多年，参与风险管控的作业，从风险测算、流程设计、奖惩机制，到信息系统建设，做了不少事也读了许多书，从来没遇到过像锁匠那两分钟的开导这么生动那般透彻的，为此我甚至愿意多付他两千块！

  孔夫子曾把人分为贤、愚、不肖。贤人从来是极少数，像锁匠口里永远不会便宜行事的两位，即使在孔子的一百三十几位及门弟子里怕也只颜回一人而已。大多数愚人，包括你我在内，是在“与时俱进”的。若是锁不灵光，九十六个“愚人”将不断加入到无论如何都会偷盗的那两个不肖分子的阵列。也许，在瑞典、丹麦那样风尚廉正的国度，只有三、五个人会堕入到不肖分子行列；在希腊、意大利等风纪松弛的国家，有八、九个人会堕入；要是二、三十个已堕入，还有更多人等着要加入此行列，局面就行将失控。这时需要关注的，自然不止是锁灵不灵光，是否得多加把锁，或者加重惩罚力度之类非关键的举措，而是不得不同时关注贪腐的“成果”为什么是如此之诱人，催人前赴后继舍身亡命？要知道，内有金库时，门边多加一道锁是无济于事的。

  接着继续追问，究竟是谁在设立关卡，让公务员得以滥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从而洞开寻租和收租方便之门？在权利无当，人们本能的贪欲不受节制地膨胀，官场就成了陷人入罪的大染缸，不可胜计的人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样的两败格局不断衰败国家的治理，瓦解公民的合作，致使公共秩序耗散崩溃。

  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功走出家族和氏族的藩篱，步入中央集权国家。然而自秦始皇以来，始终没能再更上层楼，不能有效制约皇权，使之对国家及国民负责。贪腐的泛滥，于是周而复始时不时地发作。所幸，怎样激发出国民的道义情感，如何建立起问责的体制，在克服类似难题上其他先进国家还是有许多经验值得取法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