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康熙帝雄才大略，与前后历史上大多数昏帝、庸君、恶主比，其才能、作为和功德可圈可点可赞。但他把外来新知霸占为一己之私，借科技知识耍弄权术，把外来新知当成御臣术、控民术，则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过被学界名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不少人还在李约瑟之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在近代为什么落后了”等问题。确实，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罕见地没有中断延续至今，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曾有过足以傲人的记录，原创且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发明和发现有1000多种。然而，从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却江河日下，跌入了谷底。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近代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何以会一落千丈？李约瑟先生认为存在四方面原因：一是中国人不具备适宜科技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三是科举制度扼杀了中国人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功名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用数目字管理。

  李约瑟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当然极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刻。换言之，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触及核心，没有击中要害。笔者以为，在世界进入文艺复兴进而走向资本主义大发展阶段时，中国恰处于皇权专制达至顶峰的明清时代，统治集团中“关键的少数”对科技的打压才是造成“李约瑟之谜”的第一原因。康熙帝是中国帝制时代杰出的领导人，他对科技的态度和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

  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抱有浓厚兴趣，也很勤奋，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工夫学习研究来自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但我们今天通过官方实录和一些清人的文集笔记，可以知道这位圣明天子勤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他博学多知的明君形象，用以作秀，以利于控制汉人臣子，加强自身权威、巩固统治地位。这岂止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根本就是阻碍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释放正能量。《圣祖实录》载：1692年2月2日，康熙召集众大臣于乾清门观测日影。按照惯例，康熙皇帝召集大臣必是谈论国家大事，在过新年时把众大臣、奴才招来做科学实验，非常鲜见。更见康熙皇帝用心的是，当时一位数学家也被招来听讲。康熙当场讲了很多内容，比如音律跟数学的关系、圆周率、日影如何观测，以及正午时日影大概多长，会到什么地方，等等。在观测日影时，让众多满汉大臣、数学家围在旁边，到了正午，日影果然到了康熙预测的那一点，于是众大臣大赞这位圣明天子。大臣王熙云：“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大臣张玉书亦道：“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以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知其迷惑也。”

  康熙帝如此热衷外来新知，却不让这些新知在中国传播。传教士有文字记载，康熙只想把传教士传播新知的范围限于宫廷之内，并不想让臣下们及时知道，即使数学知识，他也禁止传教士讲给别人听。明末，徐光启在短时间内译介了《几何原理》等很多书，仅仅因为康熙说了几句贬低西学的话，在康熙在位的长时期里，虽然有更多人力（包括西方传教士）和物力，译介出版的西方科学书籍却少得可怜。雍正帝的表现更糟糕更倒退，雍正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即位之初即严禁天主教；康熙朝建立了大清皇家科学院蒙养斋算学馆，由三阿哥做负责人，但雍正与三阿哥关系不好，三阿哥遂遭冷落，他负责的算学馆也没了下文。给人亡政息又添了一笔新内容。

  中国古代有家族技术保密传统，唐宋时尤甚，中唐诗人元稹云“东家头白双儿女，为解挑纹嫁不得”（《织女词》）；南宋陆游亦记，“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唯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真法也”。（《老学庵笔记》）保密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以商榷，而最高统治者若也这般严防死守鸡肠鼠肚小心眼，以自利为中心，垄断新知、阻碍新知传播，只能是贻害无穷了。康熙帝雄才大略，与前后历史上大多数昏帝、庸君、恶主比，其才能、作为和功德确实可圈可点可赞。但他把外来新知霸占为一己之私，借科技知识耍弄权术，把外来新知当成御臣术、控民术，则是则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2005年，钱学森面对总理温家宝曾大发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被国人称为“钱学森之问”。不论是“李约瑟之谜”，还是“钱学森之问”，求解出并知晓答案都不算多大的难题，真正难的是，知晓答案后能不能、愿不愿采取正确的行动。

  （作者系投资人，知名财经专栏作者）